改革开放，在中国人渐渐开始放眼世界的那些日子，合肥城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6年，张不伦学校长二小边上的城隍庙市场建成开业，经营面积达4万平方米。后来到了1994年底,城隍庙二期工程告竣，增加了2.5万平方米的经营面积。城隍庙迎来了繁荣的时刻，成为无数老合肥人心中的“小商品市场”和“民俗文化场所”。
城隍庙市场的异军突起，重新划分了合肥的商业版图，与三孝口、百货大楼三分天下，百大是国有经济，三孝口当时是集体经济，而城隍庙市场则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大本营，开设了白石斋、九狮楼、徽光阁、庐阳宫等1000多家商店，以及酒楼、茶座、艺苑、舞厅等。
在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复苏的时代，城隍庙成了合肥人结婚或喜庆日子置办各种物品必去的地方之一，也是这座城市中最具活力的地方。家里生活缺少什么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城隍庙逛逛。在城隍庙买东西，在当时你还要会一个技能就是砍价，商家的出价和最终的成交价格往往要相差数倍。如果你要是不好意思砍价，绝对会被卖个高价。
刚建成的城隍庙市场，整体为徽派仿古建筑。规划整齐，井井有序，整日人流熙熙攘攘，而老城隍庙作为文物也被整葺一新，经常办些文物展，城隍庙里的大戏台上还有合肥地方戏庐剧等等群众文艺演出，于是一时间成了张不伦和魏林棋，孙玉琪他们放学后经常去玩的地方，去的久了，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些关于城隍庙的故事。
在中国，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城隍庙，庙里供奉的不是神仙，而是历朝历代为当地做过贡献的官员，比起佛道来说，城隍庙少了些宗教色彩，多了几分感恩之情。
庐州府城隍庙，始建于北宋皇祐三年，主要是为了纪念北宋时期政治家、首任庐州知府孙觉。孙觉为官时公正廉明，不畏权贵，对于朝廷政议认为有不妥之地，敢大胆指出问题，哪怕是宰相级的人物，也敢上奏疏弹劾，因为他在任期间为百姓尽职尽责，深受百姓爱戴，被百姓尊奉为庐州府第一城隍。
合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饱受战火摧残，城隍庙也是如此，多次损坏又多次重修。清咸丰四年，太平军攻打合肥，城隍庙一度毁于战火。到了同治十年，地方官筹款重建，因缺乏经费，中途停工。光绪五年，由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出面募捐续建，建成后的庐州城隍庙曾盛极一时，有“庐州城隍庙，三绝天下稀”的美誉。其一绝是花戏楼就是按李鸿章吩咐照颐和园式样修建的，为此他当年还特意从北京找来能工巧匠为家乡打造戏台；其二绝是城隍塑像于威严中显示慈爱，其木制的活动身躯，可以起立、转头、抬手，使人称奇；其三绝是立于山门西边走廊上的一匹泥塑白马，右蹄微扬,尾巴翘起，好似正在奔跑，民间传说每到夜深人静，神马就要离开城隍庙，奔大街，穿小巷，调查人间善恶，为民驱灾除害。
过去，每年春节和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城隍寿诞期间，庐州府和合肥县大小官员、善男信女都要前来拈香、礼拜，戏楼上有连台《目连救母》酬神戏演出，小商小贩和游人也蜂拥而至，庙街顿成闹市，这也是当年市政府考虑在城隍庙建市场的主要原因。
老人们都传说城隍庙是合肥城里难得的风水宝地，自解放前合肥城隍庙的主持那都必须由龙虎山正一教道士担任，在这藏风聚气之地，或许又沾了张天师的灵气，八十年代建成后的城隍庙市场，一度成了批量制造百万富翁的地方。
炒货大王、灯具大王、裤子大王、衬衫大王、牛仔大王、茶叶大王……各具特色，其中就有个叫杨百万的，一时成了勤劳致富的典型。杨百万原名杨永保，城隍庙刚刚建成那会，他眼光独到，租了一间商铺，开始代理全国知名的品牌衬衣，生意开始做得风生水起。
到了城隍庙市场二期开发的时候，很多人不是很看好，但杨永保却果断花巨资买了两大间商铺，事实证明他又赌对了。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杨永保把生意从合肥做到了上海，成了远近闻名的“杨百万”。到现在很多老人回忆起那个年代，还是感慨：“城隍庙市场为合肥贡献了最早的一批商海弄潮儿，多少人从摆地摊发家成了大老板。”
杨元保的儿子杨庆和金小宝是同班同学，是个挺可爱的小胖子，有段时间天天和金小宝形影不离。而小时候的金小宝对朋友那是绝对的慷慨仗义，视金钱如粪土，即使买块烤红薯，也要分杨庆一半，不吃就不是兄弟。
估计总是吃金小宝零食，吃的杨庆都有些惭愧了，一日很热情的拖着金小宝去他家做客，并且连着三天都在他家吃晚饭，套用金小宝的话就是不吃好就不是兄弟。连吃了三天的金小宝对杨庆家的有钱人做派很是啧啧称赞，回到家和张不伦形容杨庆家阔绰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哥，杨庆家太有钱了，餐餐都吃毛蟹！”
张不伦听着深以为然，那个时候毛蟹价格相对工人家庭的月工资收入而言算是比较贵的，已经不是能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东西了。
不过自己家尽管不是有钱人家庭，但是快乐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
一天放学张不伦和金小宝刚进家门，就碰上了喜笑颜开，笑眯眯的张妈妈，进门就亲了他俩一人一口，弄得兄弟颇有些受宠若惊。到了晚上，张爸爸和张妈妈烧了一大桌菜，很高兴告诉兄弟俩：“儿子们，今晚是我们家的大喜事，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我们马上就要住楼房了，两室一厅！”
哇，张不伦和金小宝一下就高兴地跳了起来。两室一厅的楼房，好高档的样子啊，应该是比厂里最好的那个将军楼条件还好吧。
那个时候，厂里有了些余钱，想想应该还是给职工谋点福利，于是就想着为厂里棚户区的职工改善下住房条件，因此在厂门口的对面生活区将军楼的后面建了两幢职工家属楼，全是五层楼，平顶白墙，很是高大。每栋楼分为好几个单元，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室内厨房、卫生间。即使参照合肥市当时的住房条件，那也称得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但这只有两幢百来套的房子，对于几千人的汽车厂来说，明显是僧多肉少了。
住房是职工最想谋求的福利，那么很多职工最关注的也就是如何分配住房了。但那时候，总的来说风气还比较正，人们的思想还比较纯朴。在分配住房上还没有那么多歪门邪道。当然，这也与公开分配制度有关。
每一次分房，厂里都会组成分房小组，有职工代表进行监督。所有申请要房的职工姓名、工龄、家庭人口、现住房条件等等，都要张榜公布，接受大家监督。凡是有弄虚作假的，当场都会被拿下。
在几百双、几千双眼睛的关注下，基本上杜绝了开后门现象。因为只要有名单不正常排序，就会有人公开质疑，甚至写举报信。那些执行制度不公的分房工作人员就会受到严厉处分。
张不论至今还记得在当时建设的120套五层楼住房分配时，一些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的职工，拖儿带女到单位找车间主任、到厂领导要求照顾，哭的稀里哗啦，最后都是按制度原则解释和执行，没有格外照顾。
为了得到这来之不易的住房，让张不伦兄弟俩能享受更好的住房环境，张爸爸算是动用了雷霆手段，尽管自己家的分数排名已经在120名之内，依然很执着的把他的老同事，老战友于强他爸堵在办公室一上午。此时于强他爸已经由车间主任升任副厂长了，正好分管这块，在张爸爸苦口婆心充分对阶级情、战友情阐释一上午后，于副厂长看看各家分数排名，想想也不违反原则，还是给分房办公室去了电话，要求在同等条件下还是要适当照顾一下他这位一起从翻砂出来的革命兄弟。
有了这双重保障，张爸爸很快拿到了新房钥匙。
那天晚上，喜从天降的两个孩子就即将到来的新房提出了好多问题，其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张不伦提出的
“爸爸，那我们以后上厕所就不用在出门了吧？”
张爸爸相当潇洒地一挥手：”不仅上厕所不用出门，爸爸想过了，就是洗澡，以后也能在家洗了，还是淋浴！“
哇，孩子们又欢呼起来。张爸爸笑了，张妈妈笑了，兄弟俩甚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笑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