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识老俵

也许是英雄城市对我的吸引，又也许大哥在九江做泥浆泵工程期间诉说的赣大地的些许新奇事儿吸引了我，一九九零年的秋阳里，我背着行囊走进了赣江边的校园。

十八幢宿舍楼401寝室，四十平米的大通间住着十来个江西男生，他们总像候鸟般聚散成群，却又在热闹里保持着某种矜持。这些江西老俵，用他们特有的方式，将家乡的山水人情缓缓铺展在我的面前。

给我的印象是， 401宿舍的同学不大串门，他们性格外向的多，酒量也大；性格内向的也不少，从不见饮酒，言语也很少。性格外向的六位男生与班里一位江西樟树的女生结为兄弟，常常晚自习结束去宵夜，井冈山来的大个子罗卜也是其中之一。深秋夜，走廊尽头的窗棂结着薄霜，而401宿舍总在熄灯后泛起细碎的光，五六个微醺的少年搀扶着醉倒的兄弟，像群迁徙的大雁在贴着墙根，艰难的爬向四楼。

当班干部竞选的消息公布时，江浙的同学忙着递烟，努力向各寝室同学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江西老俵们接过香烟，安然东倒西歪倚在宿舍的床上，嘴里嘟哝着那些外省同学听不懂的方言，大概率是：“当不当班干部，谁愿谁干呗”。直到投票那日，大家才惊觉他们早把信任织进日常——那些帮他人拧紧水龙头的手，悄悄在选票上勾了异乡人的名字。

真正读懂这群老俵，是在临川财政局实习期间。毕业实习，我和浙江的汉卫与小柯同学分在一组，到临川财政局报到。临川财政局专门安排为我们三个实习生接风，分管局领导张副局长与农财股王醒民股长、徐分田老师参加。餐前玩扑克，江西的玩法，输了钻桌子。当张副局长和王股长钻过桌底时，我们三个实习生诚惶诚恐，惊讶不知所措，而五十多岁的张副局长笑得像顽童：“原则问题嘛得坚持哦！”。

实习期间，徐分田老师带领我们跑遍了临川10多个乡镇，了解了各乡镇的经济概况、农业税征收、农村财务收支、财政面临的问题与困境等情况。徐老师带我们跑乡镇时，面包车总在颠簸中突然停下，他变戏法似的掏出煨得焦香的芋头，说这是抚河岸边的待客之道。

而财政局招待所的王大姐，常常抱着陶罐叩门，瓦罐里煨着水饺老鸭汤，蒸汽在她鬓角凝成水珠：“读书郎离家千里，总要尝口家里的味道”。偶尔，星期天有空，王大姐还会约上审计局的闺蜜带我们逛一逛临川的名胜古迹，让我们了解一下临川深厚的文化底蕴，了解一下临川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也是从那时起，我对王安石、汤显祖的了解，不再停留于书本之学。多年之后，我在长江边的扬州瓜洲古镇工作，每当念起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一水间”，就会回想起临川实习的那些美好时光。

毕业季，同学们买好各自的回程车票，相互祝福辞行。我买的是第二天从昌北火车站至南京的车票。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整装待发，忽见罗卜过来，一把抢过我的行李箱，大步流星，皮箱角撞在他膝盖发出闷响，我们徒步前往距离约2公里的昌北火车站。我问罗卜，“你们寝室的同学好像差不多都回去了，你怎么没走？”他说，“没事，离家近，有空送送大家呗！”。其实，同学一场，我几乎没跟这兄弟打过交道，更没与他们“七兄弟”喝个酒。火车进站了，罗卜塞给我一包白沙硬壳香烟，“兄弟，路上抽吧。一路顺风！”。我很是诧异！90年代初，一包白沙硬壳香烟时价4元，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困难生，在校可以勉强支撑二、三天的伙食费。火车鸣笛时，我看见罗卜站在褪色的“昌北”站牌下挥手，白衬衫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株倔强的红杉。

十五年后重逢在扬州古渡，昔日的愣头青已鬓染微霜。同窗共聚，舍去繁务，星辰归位，歌谣轻起。我们一起品尝了扬州的冶春早茶，共享了瓜洲古镇的江鲜美味；游览了人间天堂姑苏，醉卧在了张家港塘桥酒家；直至“十朝都会”，南京依依惜别。晚宴结束前，罗卜领着上六年级的女儿，手上拎着一壶酒走到我和妻子身边，“兄弟，嫂子，交于情，信于诚，我敬你们一杯，姑娘做你们干女儿吧，以后常走动走动”，随后一饮而尽。

干女儿非常优秀，高中毕业考取国防科技大学，本硕连读，毕业后分配至某部战区。而今，小姑娘穿上军装的模样，总让我想起临川古渡的船娘——一样的眉眼弯弯，却多了几分赣江水的韧劲。

工作三十多年，我常把江西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由衷地感觉到：江西老俵的豪气，是春分时节的惊雷，乍听刚烈，落地却化作润物的雨；他们的情义像井冈翠竹，经年累月才见得盘虬的根。

【编辑：南栀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