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妇女，是我曾最讨厌的女人的称号。而今，走在灯火阑珊的巷子里，竟看每一个中年妇女都觉得可爱又亲切。

巷子间的女人有肥胖的梳着干枯的头发的，有精瘦的连眼神都跟着孩子跑的，有烧着柴火做饭被炉子里的烟熏着的，还有......大概是像花和树的。我的记忆模糊了。

我曾在多篇日记里提到过我的母亲，而颇有记忆的一篇，倒是咒骂和敬佩连在一起的，她是一个没有多大文化的寻常妇女。她有着很长、很长的头发，她舍不得剪，她总想着，下次去逛街时被收购长发的小贩拉着，再讲讲价，可以再多卖一些钱。

就这样舍不得、舍不得，她带着那乌黑靓丽的头发，住进了她的房子里。大概这一生，人们憧憬着，憧憬着自己会住进怎样的房子，最后住进的都是一样的房子，冰冷的，零下几十度的房子。

葬礼上我没有哭，我的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没有多大文化的中年妇女从年轻模样就开始告诫我，“要争气，不许哭。”童年时她魔咒般的声音在我脑子里铜铃般地旋转着，“你再哭，你越哭得大声我就越打你打得重，看你哭得过还是我拗得过。”

生不逢时，我摊上了一个这么暴躁且执拗的妈妈，她对我的教育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打。别人家的孩子挨揍是各种揍：打屁股、皮带抽、打脸、拿棍子打......而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年轻妈妈，随着她与生俱来的暴脾气，管教子女的方式只选取一种最直接简便的，抡耳光。我曾一直觉得，她是童话世界里白雪公主的后母似的凶狠的女人。直到我渐渐长大。

我渐渐长大，很奇怪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并不多于感谢那性情温和的父亲，憎恨那带给我无比痛苦的童年的母亲。相反的是，越往前走，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感谢那幼年时只会用抡耳光教育我的母亲。到了葬礼结束那一天，我对着满屋的亲戚说，“作为一个女人，我佩服她。”

女人这个词，总是和母爱捆绑在一起的，要说女人的伟大，大多来源于母爱的伟大。自幼时起，我不曾感受到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因为我的母亲的无私，被另一个儿时和我一起生长的表哥占据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对我来说是耳光，是表哥的无微不至的妈姑姑。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葬礼上哭得最泣不成声的人是表哥，我想住在冰冷的房子里的母亲应该能听得到吧。她应该也在哭泣吧。旁边的丧礼乐手和哭丧的演奏者悲情地叫着、唱着，我的妈妈呀。我听得确实很心动。可惜，不是他们的妈妈。他们只是完成任务地撩动着想让我们类似地哭泣，用同样的腔调叫喊着：我的妈妈呀。随着道士的指挥，我随着一行人跪在了草席上，旁边的哭喊声依旧震耳欲聋、撕心裂肺：我的妈妈呀。我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在心里默念：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我的腰杆，在所有弯腰跪拜的人群中，突突地高了出来。而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身旁哭得几近岔气的表哥，非常，用力的。我不知道比表哥小四岁，从小跟在他屁股后面长大的我，哪来的这么一大股力量，去握住他的手。可能是，那零下十几度的房子里的，母亲带给我的力量——一个没有多大文化的中年妇女。

葬礼是在老家办的，母亲的葬礼很风光，葬礼上的人群却很简单，送葬的大都是同根的乡邻——一些社会阶层较低的农民或工人。还有一些亲戚，大都行了跪拜，随了祭祀礼，便按照“节哀、保重”的流程先行告辞。真正留下来的，倒是些嫡亲。而嫡亲中，长辈居多，随我的年轻一辈，父亲这边占多数。而父亲这边的晚辈，相较于母亲那边，平时是不如母亲那边常关切的。但倒要夸赞的是，母亲那边的晚辈成气候为人上者居多。当然，忙着的也多。

人生无大事，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我也不知这自然规律算不算人生大事，当然的确算是不吉利的喜事。能真正把这生老病死当成人生大事的，却是一些没有多大文化的文化人眼中的下里巴人，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平淡淡紧巴着过日子的人。而亲戚中确有不少和我一样冠冕堂皇的研究生，月薪上万的晚辈，却都是忙着其他的人生大事去了。当然，死者已归天，葬礼乃形式。而这形式包裹着的，是赤裸裸的人心乃至整个社会倚重的价值观吧。这个社会真的跑得太快了，快得大家都只愿忙活着那冷冰冰的、虚无缥缈的钱币和未来，而舍不得停下来为那冷冰冰的尚无余温的身体，盖上一层温暖的红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