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有一类人，颇可一观。他们脑筋颇灵，口齿亦利，每每张口，必以华丽辞藻装点门面，将陈腐之语化作古雅，以岁月痕迹伪饰磨砺。尤喜引经据典，偶缀一两句诗文，便俨然以饱学之士自居。此辈人，实可归于一类，名曰“掉书袋”。
李白千余年前便已看透此辈。其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何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鲁地老儒，皓首穷经，章句之学烂熟于胸，然问以经世致用之策，则茫然如坠五里雾中。此辈人读书，不过是为了口中多些可以卖弄的资本，腹中实无一物可以济世。他们的学问，是挂在嘴上的学问，是写在脸上的学问，唯独不是长在心里的学问。
我曾见过一位“掉书袋”先生。此公鬓角微霜，眼镜后藏着一双精明的小眼，谈吐间必夹杂“子曰”“诗云”。一日聚会，众人论及时事，他忽而正色道：“《论语》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今之世风，唯利是图，令人慨叹！”言罢环视众人，似在期待掌声。众人默然，他便又补上一句：“苏轼亦言‘腹有诗书气自华'，诸位以为然否？”众人仍不接话，他脸上便显出几分尴尬，却仍强撑着道：“王阳明先生讲‘知行合一'，我们今日之讨论，正是践行圣人之训啊！”众人终于散去，他独坐桌前，仍喃喃自语："“古人诚不我欺也……”
此公之学，不过是从书页间拾得的牙慧，拼凑成自己的“学问”。他的书袋里装的不是学问，而是虚荣；他的引经据典不是为了明理，而是为了压人一头。此种掉书袋者，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想起孔乙己，那绍兴咸亨酒店里的落魄书生。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他常说些“之乎者也”之类的话，引得众人哄笑，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确乎读过些书，也颇有些文采。他能将“茴香豆”的“茴”字写出四种写法，足见其学问之“渊博”。然而他的学问不过如此——知道几个生僻字的写法，能背诵几句古文，便自以为高人一等。他考不上秀才，便永远停留在“童生”的称号上，这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于是他更加卖力地展示自己的“学问”，仿佛那几片残破的羽毛可以遮掩他赤裸的灵魂。
当酒客们嘲笑他偷书时，他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的悲剧在于，他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学问当作了全部人格的支撑。他不知道儒学的真义为何，只知道死守着“读书人”这个身份不放。当这个身份被现实撕碎时，他便一无所有了。最终他在人们的笑声中消失，死在了某个无人知晓的寒冬腊月。他的书袋里装满了无用的知识，却没能装下一丝生存的智慧。
《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有人批评这是另一种“掉书袋”。此言似是而非。曹雪芹著此书，本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书中诗词歌赋、典故传说，皆为情节服务，为人物增色。真正的“红学”研究，若能深入文本肌理，探求作者本意，未尝不是好事。问题在于，有些“红学家”将《红楼梦》拆得七零八落，寻章摘句，牵强附会，把一部文学巨著变成了炫耀学问的工具。此种“红学”，与孔乙己炫耀“茴”字的四种写法何异？
真正的学问，应当如盐入水，不见其形而味在其中。苏轼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气自华”绝非靠堆砌辞藻、卖弄典故可得，而是学问内化于心后自然流露的气质。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此乃真读书人。他不以学问自矜，却在平凡生活中活出了诗意的境界。
掉书袋者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误将手段当成了目的。读书本为明理，他们却为了读书而读书；学问本为济世，他们却为了学问而学问。他们的书袋越来越重，脑袋却越来越空；引用的典故越来越多，自己的思想却越来越少。如同一只不断往壳里塞石子的蜗牛，最终被自己的重负压垮。
记得有人说过：“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此言深得读书三昧。掉书袋者正是那“不善吃者”，他们囫囵吞枣，贪多求快，最终消化不良，满腹经纶却无半点用处。他们的学问是展览柜里的标本，看起来五彩斑斓，实则早已失去生命。
真正的学问应当是活水，而非死水。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问若不能与生活相通，不能与时代共鸣，便成了死水一潭。掉书袋者的学问之所以苍白无力，正是因为他们切断了学问与生活的联系，将活水变成了死水。
我曾读过一位现代学者的文章，通篇堆砌古籍引文，从《论语》到《红楼梦》，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仿佛不引用经典便不会说话。然而细究其文，不过是用古人的话重复一些常识，用典故包装一些平庸之见。这样的文章，读来令人昏昏欲睡。相比之下，鲁迅先生的文章引文极少，却每每切中要害，发人深省。他的学问不在引文里，而在对现实的深刻观察与思考中。
掉书袋的本质，是一种精神上的懒惰。真正做学问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将知识内化，需要联系实际。而掉书袋者只需从书上抄几句话，拼凑在一起，便可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有了学问。这种懒惰不仅害己，更误人子弟——当年轻人看到掉书袋者受人尊敬，便以为这就是做学问的正途，于是群起效仿，形成恶性循环。
如何避免成为掉书袋者？我想起一位名家的话：“读书要像呼吸一样自然，思考要像心跳一样规律。”读书不应是为了炫耀，思考不应是为了表演。学问应当融入血脉，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理解生活的工具，而非挂在嘴边的装饰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掉书袋有了新的形式——不是堆砌古籍，而是堆砌新名词、新概念。一些人言必称“赋能”“迭代”“底层逻辑”，看似高深莫测，实则空洞无物。此种“现代掉书袋”与古代掉书袋本质相同，都是用华丽的包装掩盖思想的贫乏。
真正的智慧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浩瀚知识海洋，我们应当保持谦卑，更要保持清醒——知道什么对自己真正有用，知道如何将知识转化为力量。掉书袋者恰恰相反，他们以为知道得越多就越有智慧，却不知真正的智慧在于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
独坐止园时，我常想：在这个崇尚速成的时代，我们是否正在批量生产新一代的“掉书袋”？当知识变得唾手可得，我们是否正在失去思考的能力？当引用经典成为时尚，我们是否正在忘记经典的真义？
也许，对抗掉书袋的最好方式，就是回归读书的本源——为了明理，为了修身，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当我们不再把学问当作装饰品，而是当作生活的指南时，我们便远离了掉书袋的危险，真正踏上了求知的正途。
学问如剑，可伤人亦可伤己；学问如药，可治病亦可致病。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掉书袋者将学问变成了表演的道具，真正的读书人则将学问化作了生命的养分。前者在炫耀中枯萎，后者在实践中成长。
愿我们都能成为后一种读书人——腹有诗书而不自矜，学富五车而不炫耀，引经据典而不堆砌。让学问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智慧如明月清风，自在悠然。如此，方不负读书一场。
【编辑：杨雨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