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风掠过校园围墙，带着初夏特有的温热与躁动。我站在教学楼三层的拐角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包带子，目光穿过操场，落在那棵老槐树下。林槐已经等在那里了，淡蓝色的连衣裙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像一片被风吹皱的湖水。

我小跑下楼，鞋底踏在水泥台阶上发出闷响。槐花的香气越来越浓，甜而不腻，钻进鼻腔里让人想起母亲蒸的年糕。老槐树的枝干粗粝斑驳，树皮裂开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纹路，像是老人手上的皱纹。林槐正仰头看着树冠，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你迟到了三分钟。"她头也不抬地说，手指捻着一片槐叶在指间转动。那片叶子边缘已经微微发黄，在她的指尖翻飞如蝶。

我从书包里掏出用油纸包着的肉包子，还带着体温。"老师拖课了。"包子皮上渗出一点油渍，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林槐这才转过头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一片槐花恰巧落在她的睫毛上，随着眨眼的动作轻轻颤动。我伸手想拂去那朵小白花，却笨拙地碰到了她的鼻尖。我们都愣住了，然后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树上的麻雀被惊飞，扑棱棱地冲向蓝天。那一刻，槐花的香气、阳光的温度和她眼中的笑意，都像用刻刀深深刻进了我的记忆里。

那是1985年，我们十八岁。

林槐总是喜欢在老槐树下等我。她说这棵树至少有五十年历史，比我们父母的年纪都大。"它的根扎得很深，"她曾摸着粗糙的树皮说，指尖划过那些沟壑般的纹路，"就像有些记忆，一旦种下，就再也拔不掉了。"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后，教室里弥漫着汗水和墨水混合的气味。我交完卷子就冲向老槐树，树下的石板凳却空无一人。我的心突然沉了下去，像被人扔进了一口深井。绕着校园找了一圈，最后在教学楼后的长椅上发现了林槐。她蜷缩着身体，手里捏着一张对折的纸条，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怎么了？"我坐到她身边，闻到一股淡淡的槐花香从她发间飘来。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纸条递给我。纸条上的字迹比平时潦草，墨水有些晕开："烈士陵园的松树，经冬不凋。"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就像一句没头没尾的谜语。

第二天清晨，我们逃了早自习，骑车去了城郊的烈士陵园。六月的阳光已经很烈，照得人睁不开眼。陵园里的松树郁郁葱葱，针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无数细小的手指在鼓掌。林槐站在浮雕前，仰头望着那些年轻战士的面容。浮雕上的青苔已经爬上了战士的衣领，像是时光在悄悄吞噬记忆。

"你看，他们多年轻。"林槐的声音很轻，几乎被蝉鸣淹没。她的手指悬在空中，似乎想触碰那些石刻的面容，却又不敢真的碰上去。

"我们会比他们活得久。"我试图开玩笑，话一出口却显得不合时宜。林槐没有笑，只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让我想起冬天结冰的湖面。

蝉鸣声像雨一样笼罩着我们，她说了很多关于未来、理想和可能的分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最后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们走散了，你要记得来找我。"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我握住她的手，发现她的手心全是汗，冰凉黏腻。

"不会的，"我说，"我们不会走散。"

但她只是摇摇头，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远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离我很远，远得我几乎抓不住。松树的影子投在我们身上，像一张无形的网。

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槐花早已落尽，树叶绿得发亮，在阳光下几乎透明。林槐考上了省城的财经学院，而我被分配到邻省的师范学院。分别那天，我们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谁都不愿先说出再见。

"这个给你。"林槐递给我一个牛皮纸包的邮包，边缘用胶带仔细封好，"开学后再拆。"

邮包里是一本泰戈尔的《情人的礼物》，书页已经有些泛黄，边角微微卷起，显然被翻阅过很多次。书页间夹着三张照片，都是林槐站在槐树下的样子。第一张她穿着校服，严肃地看着镜头；第二张她歪着头微笑，阳光透过树叶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第三张她背对镜头，只留下一个模糊的侧脸。我把照片装进简陋的木相框，摆在床头，每天擦拭得比洗袜子还勤快。

书信成了我们之间最坚实的桥梁。林槐的字迹清秀，总是写在浅蓝色信笺上，信纸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她描述校园里的樱花如何在一夜之间全部绽放，又如何在雨中凋零；我讲述严厉的教授如何用戒尺敲打讲台，吓得前排女生缩起脖子。寒暑假是我们最期待的日子，我们会回到那棵老槐树下，仿佛时间从未流逝。

大二那年冬天，槐树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白的天空，像老人干枯的手指。林槐突然问我："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你会记得我吗？"她的围巾被风吹起一角，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别说傻话。"我捏了捏她的手，冰凉得像块石头。哈出的白气在我们之间形成一道薄雾，模糊了她的表情。

她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满了她的名字，一页又一页，好像这样就能把她永远留在我的生命里。窗外的北风呼啸而过，像无数个看不见的幽灵在呜咽。

毕业后，我在乡下中学教书，林槐留在县城财政局。信件的频率逐渐降低，从一周两封变成半月一封。信封上的邮票从8分涨到了2毛，信纸上的字迹也越来越工整，像是一步步走向某种我不认识的成熟。1993年元旦前夕，我收到一张贺卡，背面只有一行字："望君安好。"字迹依然清秀，却少了往日的温度。

我知道，这是告别。我把贺卡夹在那本《情人的礼物》里，书页已经发黄变脆，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

1995年春天，我在干部培训班的走廊里看到了林槐。她剪短了头发，发梢整齐地贴在耳后，穿着得体的职业套装，高跟鞋在地砖上敲出清脆的声响。我们同时愣住了，然后不约而同地露出微笑，那种成年人特有的、礼貌而克制的微笑。

"好久不见。"我说，注意到她眼角已经有了细小的纹路。

"是啊，好久不见。"她的声音比记忆中低沉，语速也慢了些，像是每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

我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寒暄，聊天气，聊工作，聊物价上涨，唯独不提母校的槐树和烈士陵园的松树。十分钟后，她的同事来叫她，我们礼貌地道别，甚至没有约定下次见面。转身的瞬间，我闻到她身上陌生的香水味，不是记忆中槐花的清香。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雨点砸在瓦片上发出密集的鼓点。我坐在窗前，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忽然想起是林槐的生日。我翻出信纸，钢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写下一首沾着泰戈尔墨汁的现代诗，取名《无寄》。诗写完后，我读了又读，最后一行"你是我永远寄不出的地址"在台灯下显得格外刺眼。最终我将它和那些信件、照片一起，锁进了抽屉最底层。钥匙转动的声音像是给某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时间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我调动工作，搬家，结婚，生子。《情人的礼物》在某个搬家过程中遗失了，但那些记忆却像槐树的根一样，深深扎在心底。有时午夜梦回，我会闻到若有若无的槐花香，醒来却发现窗外只有漆黑的夜色。

2023年春天，我六十岁生日那天，儿子送我一台笔记本电脑作为生日礼物。"爸，你不是总说想写点什么吗？"儿子帮我开机，手指在键盘上灵活地敲打，"现在你可以写了。"

我抚摸着键盘，冰凉的触感让我想起那个雨夜写诗时钢笔的温度。打开电脑，我将《无寄》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去，三十年前的墨水在屏幕上重新变得鲜活。三天后，邮箱里收到回复："审核通过"。

这四个字让我眼眶发热。三十年了，这首诗终于有了读者，尽管最初的收件人永远不会读到。我关掉电脑，走到院子里。五月的风依然带着槐花的香气，只是那棵老槐树早已在校园改造时被砍掉了。

前年秋天，我回老家办事，特意去了趟烈士陵园。松树更高大了，树皮皲裂得更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浮雕经过修葺，战士的面容更加清晰，却少了当年的沧桑感。我坐在当年与林槐并肩坐过的石阶上，发现视野里能看到一小块天空，蓝得刺眼。

石阶多了几道裂纹，就像岁月在我们身上刻下的痕迹。我忽然明白，诗之所以为"无寄"，并非无处可寄，而是收件人早已消失在时光的邮路中。一片松针落在我肩上，我轻轻拂去，就像当年想拂去林槐睫毛上的槐花一样。

离开陵园时，我在门口的小摊买了一瓶矿泉水。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皱纹里嵌着阳光和风霜。"天要下雨了，"他抬头看看天色，"这季节的雨，一下就是好几天。"

我点点头，想起林槐曾经说过，她最喜欢雨天，因为雨声能让世界变得安静。现在想来，我们的人生就像两条曾经相交的直线，在某个点紧紧依偎，然后朝着不同的方向无限延伸。

窗外的槐花又落了，像一场无声的雨。我关上电脑，走进院子里。拾起一片落在长椅上的槐花，花瓣已经有些萎蔫，边缘开始卷曲。我小心地把它夹进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里，这一次，我不再需要寄给任何人。

【编辑：张若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