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进贤第一中学和进贤第一初级中学联合发布八十年校庆启事，我们进贤中学（后改为一中，再后来初中与高中分离）一九七六届的同学欢欣鼓舞，可一看校友名单有点傻眼：是从七七届开始，列出了每一届、每一个班级的学生花名册。那意思好像是说，虽然是八十年校庆，但只欢迎一九七七年开始的毕业生，蒋、毛时代的学生不在邀请之列。

有点想不通。按理说你八十年校庆，弄几个九十多岁的老头老太来参加，更显得一中这个品牌的厚重殷实，不是更好？

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上中学的时候，已是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小学是在二造旁的民和公社云桥大队曹王庙小学毕业的，那时我家下放到云桥大队的塔上村，按属地管理我进入云桥中学读初中。

读乡村中学自然是寄宿生。去时住的是民房，学生自己带米交给食堂，开饭时十人围着那放在地上的饭桶坐成一圈，热饭就着各自带来的咸菜吃着。

带去的菜是用竹筒装的，进贤话叫“食枷筒的”——用一节竹筒，在大概五分之一处锯断，长的做桶身，短的做盖，接口处凸凹错开，上下用麻绳相连。我家做不出那东东，妈找了个瓦罐给我装菜。

我们带的菜大多是腌菜（白菜或萝卜菜腌制）、碱子（腌制的油豆腐）和霉豆腐，这三项不容易变质，其他就看各自的家庭情况了。那时候的小河里有很多虾米，进贤人还不开窍，不吃这玩意，母亲捞来煮熟，用瓦罐装了让我带去学校。

你问为什么不带些咸鱼腊肉啊？那只能说你不了解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那时候周一至周六上课，星期天休息，所以学校规定周三下课后可以回家住一晚，周四带菜赶回学校上课，周六自然放学回家。

要命的是云桥中学正在搬迁搞基建，开学后每人分了一副土箕挑了一个星期的砖！可怜人家挑十块轻松如燕，我也试着挑个八块可路途太远实在是不行，没办法只能担六块，和我的高个头不成比例，连女的都不如，自然遭人嘲笑。

一周下来后编了班，班主任是个中年男子，说先确定临时班委会，让大家自报原来在小学五年级时担任过的职务，有十几个人举手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我是唯一做过排长的（小学时排长就是班长），老师一一问了家庭出身后宣布了班委会，我连课代表都不是，我知道是坏在我的地主家庭出身。想到后面还要无休无止的做挑夫，没办法，我向父亲提出要转学去县中。

父亲下放时没在村里劳动过，被公社当干部使用常驻五里大队。他找了原来在五里大队当贫协主任、后来在县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队长的舒主任，在云桥中学呆了十多天后我就来到了进贤中学，进入初一（3）班和大家做同学，呵呵！ 

我转学到进贤中学时，学校已经开始上课。

记得当时到县中的路，大致是从现在的胜利中路女人街开始，有一条沙子大道曲曲折折通到校门口，也就是现在的岚湖路、校前路这一段。路的南边都是农田，北边是参差不齐的民房，我的同学陈文辉、陈国英的家都在这一片，还有杨军、吴德志家住的老红军宿舍。

学校的门是一个很旧的拱形牌楼，门前对着一口池塘。进校门后迎面就是宣传窗，后面好像有些花草之类的园景；门的两侧靠围墙的都是一溜的矮房子，小卖部、医务室之类的都设在这里；左右两边的矮屋各对着一个篮球场，左边这个要好些，多是高中部的同学在那打球，我们初中的小萝卜头只能在这在右边这简陋一点的玩玩；右侧球场的那边是教工食堂，当时还没建礼堂。进门这一片地势比较低，走上几个台阶后就是一条狭长的林荫道，这条小道从右边的教工食堂一直通向左边的高中部教学大楼，紧贴着小道南边的是一排黑板报。

那么我们以林荫小道为界，小道北边所有的建筑都和这条道路垂直。

最西边的就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教学大楼，高中的教室都在这里，楼前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北边的下面是图书馆。挨着操场的是五、六排平房，每排两栋，学校办公室、教工宿舍、初中部教室都在这里，而我们初一的几个班就在平房的最右侧，也就是第一排。我们教室前面也是一个操场，由两个篮球场组成。再往东也就是教室的对面是一个老庙宇，老庙后面就是学生食堂、校办工厂和高中男生宿舍。那么再往前推进，我们初一这排教室的左侧（北边），上几个台阶是一排平房，我们初一同学于庆华的父亲是县革委教育组组长（后来改为教育局），他家还有刘涵湖、王梅芯老师都住在这里，平房两侧右边是初中男生宿舍，左边是学校所有女同学的宿舍。从初中男生宿舍上去的西北角有几栋破破烂烂的平房，就是教工宿舍了，我们初一同学黄界清家住那里，我常去他家翻阅旧杂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学校的那架“土飞机”了。学校的厕所很多，但记忆最深的是那个木制的公厕，它的规模很大，远远看去象个韩国飘檐式的楼阁。底层是封闭式的有两米多高，只对男性开放，有一个斜梯通向二楼。厕所里的蹲位没有间隔板，木地板上一溜都是蹲位，看上去很是壮观。从蹲位孔内往下看，是一个和厕所占地面积相同的水泥大粪池，人多的时候那大小不一的废物参差不齐地掉下去，砸在池面上的叮咚之声还真富有音乐感。如果是稍有价值的物品掉下去，能漂在上面的，只有请环卫工人打开底层的小门用竹竿挑上来，沉下去的就没办法了。同学们笑曰：还好那池子污浊，假如是平静如水似一面镜子，还不知闹出什么事来。这厕所的设计，真不晓得是出自哪位大师之手。     

我被编到初一（3）班，班主任是年轻的文水秀老师。班上的同学大多是民和镇居民和县城单位的子弟，只有我和陈小文、钱卫东等几位来自农村并且住校。我们班名字同音的很多，涂玉萍、李玉萍、唐玉萍、龚玉萍、魏于平、谢一平，哦，还有谢中平。

孙爱琴一直是班长，那个时候凶巴巴的有点怕她；刘国平是副班长，他属于根红苗正这一类。他俩都是街上的崽仂女得，小学一年级就认得。记得上小学时去过孙同学的家里，看着她爸那两扛一星少校军衔的戎装照，感觉低了一头，因为我爸是上尉军官转业；至于刘同学，小时候就顽皮，后来是法官，吃他亏的事情就不说了。第二学期直选班委会，除了这两位班长外，钱卫东是学习委员，罗兰香是文艺委员，谢中平是劳动委员，我是生活委员，体育委员不记得了。

读初一时，从一班到四班的班主任老师分别是：刘明鹤、童长水、文水秀和邱春华，后来又从四个班拨出一些同学组成了初一（5）班，由张水宽老师担任班主任，教室也安排在高中教学大楼内。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这第五班的同学搞笑，吹嘘自己是“加强班”，是尖子班，“永远的初一（5）班”，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班主任文老师教我们数学，语文老师是王梅芯，她同时还教初一（1）班，政治老师是黄昭英，英语熊金兰，教化学的是高个子周老师，音乐是短发的许老师。印象中初一第三学期教我们的是数学老师程彩娟，教几何的是程老师的先生邵老师，他们夫妻都是广东人。 

中学时代真正学到了一点知识就是在初一阶段。那时邓小平已经复出，教育体制也在逐渐恢复，学习空气非常浓厚。学校经常组织数学竞赛，每班选十名同学参加，说来也好玩，我的数学平时测验成绩一直在第十和十一之间徘徊，所以参加竞赛的资格是时有时无。

在语文方面王梅芯老师讲课是很生动的，对学生的作文也要求严格，常拿出黄界清和钱同学写的作文作为范例在班上朗读。在这点上有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钱同学是班里的佼佼者，所以作文一发下来大家都会抢着看一看，不料有一次他写的《一场友谊篮球赛》被老师朱笔痛批，原因是他写的两校学生篮球比赛，一方要投篮时对方不小心摔倒，该同学放弃得分机会主动扶起倒地同学，一声哨响双方零比零握手言和，老师打了个很大的叉，说篮球比赛有零比零的吗？是一群傻子在比赛；后来偶然翻出钱的一本《优秀中学生作文选》，里面有一篇《一场友谊足球赛》，时间、地点、人物和钱的作文相同，只是把足球比赛改为了篮球赛，闹了一场笑话。说到写作文想起和匙世新翻一女同学抽屉，有篇作文第一句话是“清晨，太阳剩下半个笑脸”，总觉得那里不对劲，后来反应过来差点笑死，错把夕阳当朝阳，都是那些作文选惹的祸，只不过这是在初二（4）班的事。

我要感谢王老师的是她教我们学拼音。文革前是和现在一样秋季开学，不知道哪个领导脑袋一拍，改为春季开学，说每一年的两个学期和自然年度同步，所以我在小学二年级时读了三个学期。现在又要改回来，结果初一又读了三个学期。初一第三个学期是改为秋季入学的过渡期，各科教材都只有薄薄的一本，王老师就教起了汉语拼音。我儿时是在北京度过的，在民和一小又学过拼音，这次重学后我的功底就比较扎实，前些年时兴手机聊天时我输入的速度快，后来聊熟了人家都说真看不出我有这么大年纪。英语应该说和拼音有类似的地方，可这一科我学得非常差。

初一开始学代数了，是从一元一次方程开始。语文是领袖诗词和文章、英雄故事和鲁迅作品等。物理记忆中多一些，比如说农民伯伯在挑大粪的时候在粪桶上放一片树叶，粪水就不会溢出来；工人叔叔利用杠杆原理装卸货物；还有利用入射角和反射角定律，能够测量出房子的高度。英语呢，知道了单词“长久地”和“生活”相加，就是“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背得滚瓜烂熟，到死都记得。那时时兴“开门办学”，由学校的手扶拖拉机手给我们讲解汽缸的原理：“气门，气门上有个窟圈（圆圈）的，窟圈的上有个朵弓（弯头）的。”

初一时是启蒙年代，很多同学喜欢看小说。书店里有的是浩然的两部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还有《闪闪的红星》，后来还有《沸腾的群山》、《渔岛怒潮》等。哦，还有《高玉宝》，里面的《半夜鸡叫》一章被选入课本，姓周的同学很多成了“周扒皮”，文革前的小说都被打成“封资修”成为禁书。浩然那时候红极一时，《艳阳天》、《金光大道》里的主人公萧长春和高大泉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广播电台每天中午有个《小说连续广播》节目，还记得诵读者“马之悦（艳阳天中的反面人物）是百里挑一的干部”那腔调。我的启蒙小说是从樟树老家外婆的阁楼里翻出来的，那是当小学老师姨妈读过的书，有《欧阳海之歌》、《粮食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志愿军英雄传》、《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这几部小说对人生的影响很大。当然，这些当时都是禁书。

不知这些人是从哪里翻来那么多小说，大家排队一样借阅，而且是上课时看，文老师批过龚玉萍的一句话，说是“书越旧越好看”，确实是这样。比如我看欧阳山的《三家巷》时，这书没头没尾，看完不知道是什么书；后来看《苦斗》时才知道前面看的是《三家巷》，这两本书和后面的《柳暗花明》、《圣地》和《万年春》组成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系列。第四卷《圣地》没看过，《万年春》手头还有一本。

那时候看的小说现在还能记起：《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边疆晓歌》、《我们播种爱情》等。我看小说也是不要命的，借来不容易，有时为了赶时间晚上站在寝室外的路灯下，或者是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气看完；省下伙食费去新华书店买本书，回校时一边走一边看，有几次都差点栽到沟里。我自己买的第一本小说是短篇小说集《红石山中》，二十多年前翻出来看简直一文不值，扔掉了。看书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以前在广州工作时，在广州图书馆和省立中山图书馆都是常客；现在在南昌市和县里的图书馆也办了借书证。       

初一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单纯，天天高兴地要死。班上比较活跃的是周建平、徐建忠、吴德志等，那时候最经典的也是莫名其妙的老是说“默觉（mejuo）”两个字，而且还在鼻子上配以动作，先用食指往右、后用拇指往左各划一下，我到现在也搞不清这个词的含意；后面又出了个先用手掌做个帮助瞭望的姿势，然后说一句“咦，干号（校）里咯”，意思是说你是中办五七干校的啊，好了不起的！好玩的还有后面从其他班转来的李平，说到李同学就要说在学校凤岭农场的事，我们在国道旁劳动时，经常看来往的车辆，议论是什么牌子的，李平总是背对公路听汽车的声音，老是很自信地说这是“罗马”，经常出错，同学们干脆把“罗马”二字送给他做外号。在凤岭还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集合去做什么，有五、六个人没去，后来开班会要没去的同学作检讨，蔡朝发本是辩解说没听到打铃，但说出来的是“我躲在寝室里装假的冇听到”，后来一直成为笑谈。再有就是在凤岭半夜跟着高中的同学去偷瓜，被抓住后高中的同学被批，放过了我们初中的学生。 

前几年同学小聚时，刘国平同学说起当年去凤岭农场的事，让人感叹。他家有兄弟五个，父母分别在县食品公司和饮食服务公司工作，都是很好的单位，但是也穷。他们五兄弟挤在一起盖两床被子， 平时没什么， 可是每个学期要去远离县城的凤岭农场劳动一星期，在那里住宿，刘同学带走一床被子，其他四兄弟只得用衣物来补充了。说起被子，好几次看到高中同学因棉被让人偷了而痛哭。还有我们初一（3）班的陈小文同学，近几年听到他多次“愤怒控诉”当年一位女同学的“滔天罪行”——我们没得吃，你吃苹果还削皮，多大的浪费啊！

那时初中住校的不多，整个初中部也就是二十几个人。开始我们是住在教室对面的庙宇内，庙很大显得空旷，有电灯里面也是黑乎乎的，记得我们班在里面住宿的有苗圃的王龙海兄弟俩和瑶里杨家的杨荔生。后者会梦游，夜里老是见他独自出去，问他也不吱声，很吓人。好在这个庙没多久就拆除，改做礼堂，我们初中部的同学一起住在前面说的于庆华家那排房最右端的一个大寝室里。

学校每天天不亮就要早操，老有值周生（都是高中的）跑来赶我们起床，一听说是初中的就拉倒了，倒是团委书记刘涵湖有时会进来数落几句。说到刘老师真想用“凶煞恶神”来形容，路上遇见都不敢正眼瞧他，呵呵。

晚上不上自习时跟着我们班朱向华同学去县农机厂的食堂看电视，他爸在农机厂，但我们老是被工人们呵斥。有时寝室熄灯了大家都睡不着就聊天，多半是初二的学长们唱主角，核心人物是初二的班长姚干兴，记得有一次谈论的话题是“将来谁会戴上手表”，逐个分析每个人的情况，最后是由姚作总结：二十几个人中只有五、六人获得能戴上的殊荣，钱卫东在此之列，估计是看在他父母在下埠一家医院；而我则是属于“有可能戴上手表的人”！        

学校的学生食堂和教工食堂是分开的。学生食堂的司务长是个瘦个子的戴眼镜的老师，吃商品粮的学生交了钱和粮票就可以买到饭菜票，吃农村粮的没有粮票，只能带大米来换饭票了。快下课时手里已经攥紧了饭碗，只等下课铃声一响便冲向食堂，挑一个出手大方一点师傅的窗口排队，一角钱一份的辣椒炒肉真是好吃，酱油浓浓的，有时按奈不住要加一份。 

那时学校的文体活动很丰富。每当夕阳西下时，就上演排球赛，上场的都是初中部的男女老师，他们一边打球一边调侃，逗得看球的学生们哈哈大笑。刘中坚老师器宇轩昂，他的那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总是博得全场喝彩。我们初一（3）班的吴德志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忘记名字）登台说马季的相声《友谊颂》， 讲的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故事，惟妙惟肖。记得有一次晚上龚玉萍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声情并茂朗诵一篇文章，可能是她太投入了，几乎带着哭腔，当时听的人全身发冷，毫毛直立。短发的汪胜芳同学老是跳高拿第一。高中的同学排演的采茶剧《小保管上任》至今还记得剧情：女保管刚上任，就碰到外号叫“尖尖钻”的叔叔来生产队仓库“借粮食”， 自然是拒绝了。叔叔上台时的唱词是：我说我劳动还能干，人偏喊我尖尖钻。说到自家的猪跑到生产队的田里去了，叔叔辩解：我两只脚，给（它）四只脚，我啷个跳（跑）的给（它）赢？ 

七十年代初，银屏和舞台多为八个样板戏占据，电影也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那几部，看得最多的是加演纪录片《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  

阶级斗争在那时是经常讲的，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和谢中平分别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和劳动委员，也不记得是闹了什么矛盾，暂时代理班主任的龚老师把我叫到她家批评了一阵，有一句话是“你家成份不好我都帮你瞒了”等等，意思说我不争气，我当时也是诚惶诚恐的，那个年代家庭成分高的人自然要处事低调一些。        

还有一件事现在觉得好笑但当时我是非常伤心，我父亲转业时带了很多军衣回来，东北的军装都是咔叽布的质地非常好，都被亲朋好友要走了，一顶大盖帽被下放的那个大队演戏要演国民党军官拿去了，剩下一顶棉军帽我母亲留给了我。有次我打球时把它戴在一个同学头上，后来这同学上场又给了另一人，再后来就找不到了，报告了文老师，她说我头都看不住，把文老师的话说给同学们听，他们都说老师说得对。        

七三年的九月，我们升入了初中二年级。初二的事情在记忆中不是很多，前一个学期还比较平静，后一个学期又是“批林批孔”又是“反潮流”了。

初二还是五个班，一到五班的班主任老师分别是：张水宽、童长水、刘明鹤、吴银才、邓荣春。

我们初二（4）班的班主任吴银才老师是个心态很好的人，成天笑呵呵的，他的住房和教室连通，课堂有个风吹草动他就出来了。那个年代在政治上是要求进步的，很多同学写了入团申请书，在读初一时那些班长、副班长等重量级人物像陈海浪、杨军、万进辉、罗海兰等就入了团，入团的还有周虹。到了初二，一班团员多，单独成立的团支部，廖华是书记；二至五班合为一个支部，陈海浪、杨军分别为正、副书记。我们班有三个中办五七干校的子弟呼海峰、陈英和聂晋农，后两个女的是团员，呼这个班长反而不是，而且在后来一直被考验，我是在聂的鼓励下写入团申请书的，多谢二位书记和万进辉的帮助，我在七四年一月十日上学期放假的那天，加入了共青团。最有意思的是在团支部大会审查我的申请的时候，因为我家的成份不好，有同学说还要考验，又有同学说我父亲、伯父和姑父是共产党员，我入个团还算什么，也就这样通过了。现在想想也是可悲，都还是半大小孩就卷入了政治。        

初二的第二学期没过多久运动就来了，县委和武装部那边大字报又是铺天盖地，自然波及至学校，每个班都设有反潮流小组长。县里主导反潮流的还是文革时期的那几位，斗争对象却成了县人武部的部长。记得是在哪个单位的礼堂里，两边的人进行“大辩论”，军人出身的老干部哪里说得过伶牙俐齿的“斗士”，实际上就是斗争大会。

我们这个时期的榜样人物就是黄帅，此人是北京市一个小学生，因为她的日记，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

我们班那时就做了一件当时是轰动学校但没多久就后悔的事：贴了政治老师黄昭英的大字报，也是全校的第一张大字报。看到高中部的同学蜂涌过来看大字报时，当时那个兴奋就别提了，可没过多久黄老师就站在那，一边看一边大哭，吓得我们几个灰溜溜的跑了。黄老师是外地人，前些年还有同学见过她，我都想过若是我遇见她，我会向她赔礼道歉的，虽然道歉弥补不了当年对她的伤害。        

读初二时我父亲已经结束了下放劳动，携家离开了生活四年多的云桥塔上村。其实父亲下放一天也没在村里干过活，常年被公社抽调去做驻队干部，只是苦了母亲和我们兄妹。生产队里很照顾我们，除稻谷外（我们家还是商品粮，每月去县城买米），其他农副产品和瓜果都分给我们；村里的山上有茅柴，经常划成片分给每家砍回去堆成垛当柴烧，砍柴几乎累垮了母亲，虽然村里有人帮助但毕竟有限，我也常帮着家里做些事，所以农村的艰辛和农民的生活处境我是铭刻在心里。        

那时候的初中是两年制，初二毕业时也进行了毕业考试，有些同学没升入高中或是升了没去读高中，早早参加了工作，特别是民和镇街道上居民的子弟，他们是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责任。

【编辑：张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