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智,(笔名 江贵昌辰)男,土家族,贵州沿河人,军转干部,省直机关公务员。作品散见《中国信息报》《中国青年报》《江西日报》及《中国统计》杂志等媒体报刊。曾任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被评选为省级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研究方向:土家族文化。
幺叔年龄比我小,辈份比我大,也就是农村经常讲的一句老话:长房辈份矮,幺房辈份高。爷爷有三兄弟,爷爷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二爷爷(二公)、三爷爷(幺公)。爷爷出生于1922年,幺公出生于1935年,爷爷结婚早,幺公结婚晚,所以父亲结婚生我后,幺公才结婚生下幺叔。
我和幺叔一起长大,虽然大人从小就要求我叫他幺叔,但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幺叔,而是直呼其名,甚至还经常整他的家二伙(打他),因为我比他大两岁,小时候大一天都不一样。每次幺叔被整家二伙后就回家告状,幺公总是要上门兴师问罪,因为他老来得子,护犊子心切。我免不了要被父亲整一顿家二伙,其实父亲每次打我的棍子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我则配合着嗷嗷大叫,甚至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流着表演给幺公看,让他解气,否则幺公动起手来就是往死里整,父亲告诉我的,他知道幺公的脾气,他自己小时候就没少挨幺公的揍,因为幺公当兵出身手脚重。在幺叔七八岁的时候幺公因病去世了,有一次我又欺负了幺叔,这一次父亲打我把棍子都打断了,父亲还不解气,又用竹鞭子抽我,把我的背上、屁股上抽出一道一道的血痕,痛得我几天没有下床,母亲流了好几天的眼泪,眼睛都哭肿了。从此我不再与幺叔玩耍,见到他就躲得远远的,母亲要我不跟他玩,说怕不小心又被父亲用竹鞭子抽,其实我不怕父亲的竹鞭子,而是怕母亲的眼泪。
时间如细沙,在指缝间悄然滑落,无声无息,不经意间我们在乡镇学校读书就毕业了,然后到县城中学读书。以前在乡镇学校读书是走读,吃住在家里,我们村离县城有十多公里,到县城读书则要租房子住宿,每个星期天的下午背着一个礼拜吃用的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县城,星期五的下午下课后背着背篓回家,从县城到村里有几百米的落差,是上坡路,下课后饿着肚子爬两个多小时崎岖的山路到家才能吃晚饭,遇到下雨天浑身湿透了,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雨水,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帮家里干农活,就这样我们又渐渐的开始在一起玩了,每个周末同去同回,不同的是再没有小时候的打打闹闹了,而是相互照顾,相互关心,我的菜不够就吃他的,他的米不够就拿我的,相互之间不分彼此。虽然我们都勤奋刻苦,努力学习,但付出不一定就有收获,三年后我们都未能金榜题名,不出意外的名落孙山。
考试落榜了,命运不知道会将我推向何方,暑假正是农村农忙的季节,迷迷茫茫中在家里干了几个月的农活,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湿了一身又一身。尤其是掰包谷,那是真正的苦力活,包谷杆子长得比人都高,包谷叶子边缘的锯齿较为细小且密集,呈不规则的尖锐形状,就像一把微型的锯子沿着叶片边缘分布,一不小心把脖子、手臂划出一道一道浅浅的血痕,就像被细小的刀片轻轻刮过一样疼痛,包谷叶子上还有一种诸如灰尘的东西,粘在身上就会长红疙瘩,痒痛难耐。 我终于体会到务农的苦永大于读书的苦,也真正相信“锅儿是生铁铸的了”。想好好读书,但为时已晚,没有机会了,因为家里贫穷的条件不允许我重返校园再去读圣贤书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父亲从前经常唠叨的话语他已经不说了,而我经常在睡梦中听见他又在唠叨。
忙完秋收后,我参军入伍去了部队,幺叔则南下深圳去打工了。到了部队后才知道可以参加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再去读书,刹那间我就像阿里巴巴发现宝藏一样,天天念叨“芝麻开门”,闲暇之余别的战友都在玩扑克看电视,尤其是那时候金庸的武侠片《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非常流行,一个老乡战友在电视房经常是把遥控器拿在手上,由他掌控看电视节目,我则是一个人躲在宿舍看书,成为一个不合群的“另类”,通过三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工作学习,我考上了空军后勤学院。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幺叔打工期间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在工棚里昏暗的灯光下继续啃复习资料,回老家参加了几次高考,终于也考上贵州大学,从此我俩又开始了学生时代的生活,相互之间经常写信彼此鼓励。毕业后我分配到空军驻江西某部队服役,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共军军官。他则留在家乡工作,最后安家在遵义,巧的是当年幺公也是在遵义当兵,本来退伍后安排在遵义工作了,过了两年,因为种种原因,又回到老家“修地球”了,未能留在遵义的遗憾由幺叔来完成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岁月宛如一首无声的歌,带走了青春的懵懂,沉淀了岁月的沧桑。服役20年后转业安置在南昌工作,这些年我们在各自的岗位工作,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忙忙碌碌,少有见面,有事电话联系,无事互不骚扰。今年春节我回老家,他因为有事就留在遵义过年,春运期间由于票源紧张,本来正常的行程路线是南昌到铜仁再到沿河,但往返铜仁的火车票都没有,恰恰有南昌往返遵义的火车票,故就选择走遵义的路线,虽然绕道几百公里,但毕竟可以回家。由于票源及工作原因,我买了正月初七从遵义返回南昌的火车票,本来计划初六晚上到遵义小聚一下,但初七是伯母80大寿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也是侄子小不点的生日,故推迟到初七午饭后从沿河到遵义,直接到火车站上车出发,由于幺叔有事,说好了不来火车站送,就电话道别。就在快开始检票的时候,电话响起来,一看是幺叔,就问有啥事,只听见他喘着粗气说我赶到进站口了,你出来一下,我说幺叔还有几分钟就检票了,不是说了不来送吗?他说你出来一下,你幺婶做了一点灰豆腐给你尝尝,我知道灰豆腐制作工艺复杂,简单说就是非常麻烦。
在中国,地不分东西,人不分老幼,但豆腐分南北。南豆腐又称嫩豆腐、软豆腐,以石膏为凝固剂,豆浆煮开后加入石膏液,使豆浆凝固成豆花,再经压制等工序制成,含水量较高。北豆腐也称老豆腐、卤水豆腐,一般用盐卤作为凝固剂,豆浆中加入盐卤后凝固成块,压去一部分水分而成,含水量较低。
在贵州有一种特色传统豆制品---灰豆腐。乍一听,就好生奇怪,怎么把灰和豆腐扯在一块儿。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最忌讳的莫过于就是灰,也就是不干净,吃了轻则拉肚子,重则食物中毒,会死人的,但事实是灰豆腐少了灰,不但做不了,而且也成就不了灰豆腐。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灰豆腐久负盛名,是土家族饮食文化的结晶,它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不含胆固醇,含有17种氨基酸,其营养成分易于人体吸收,是老少皆宜的营养食品。
相传在明朝洪武年间,田维荣奉命率部往思州征讨蛮夷之乱,累建大功,封都督大将军,娶妻杨氏。杨氏为人低调,处处小心谨慎,很多事都亲力亲为,但还是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临近春节,家里做了豆腐,婆婆吩咐杨氏把豆腐切成四四方方小块,以方便食用。可是一不小心,一块豆腐从菜板上滑落,正好掉在大火熊熊的火盆里,她没有在意一小块豆腐,就随他去了,因为豆腐沾灰就不能吃了。但第二天早晨,婆婆起床后看见火盆里蹦出一个圆圆的豆腐球。问是什么东西,杨氏就跟婆婆说昨天不小心掉了一小块豆腐在火盆里,就没有管他,婆婆是一个勤劳简朴的大家闺秀出身,一听赶紧让杨氏把灰里的豆腐球扒出来,发现烤后的豆腐黄焦焦、胀鼓鼓的,杨氏用水洗出来,婆婆一尝,味道十分鲜美,于是就把剩下的豆腐块全放在草木灰里重新烤一次,就这样不经意间创新了一道食品“灰豆腐”。现在的灰豆腐制作工艺经过改进了。
在今天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北部的塘坝、客田、后坪、新景一带,还流传着灰豆腐的传统制作工艺。先将精选黄豆用温水浸泡数小时乃至一个晚上,然后取山泉水用石磨磨浆过滤,再用自制酸水点成豆花,把豆花倒入用滤布隔离的豆腐箱内,盖上盖板,放上石头压紧,待水流干,豆腐就出箱了。豆腐出箱后,把豆腐切成若干小方块放入盆里,然后用柴火把放入大锅里的荞杆灰或桐壳灰高温加热,将切好的小豆腐块倒入满是热浪袭人的热灰锅里,湿漉漉的豆腐块遇见热浪翻滚的灰,豆腐和热灰在锅里翻来覆去的“舞蹈”,蹦来跳去,激情飞扬,约半小时后,豆腐块受热膨胀,起锅,倒入簸箕内均匀摊开,让它冷却后,用透气的包装袋把它挂在干燥通风处,灰豆腐就算制作完成。抖音上有很多专门制作灰豆腐的视频,看起来更加直观解压。
吃灰豆腐的时候,要将灰豆腐放入温水里反复搓洗,直至干净,然后选择吃法,灰豆腐的吃法种类繁多,可清炖也可清炒,或者放入火锅中与其他菜食一同食用,经过热汤涤荡的灰豆腐外皮酥脆醇香,内里细嫩可口,入口即化,沁入味蕾意犹未尽,回味悠长。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有时候吃灰豆腐也不能急,如灰豆腐放入煲好的肉汤里煮着吃就急不得,有顺口溜说“灰豆腐,黑又白,遇到热汤过不得,一口咬下去,烫死傻女婿。”这样的土家俚语形象地告诫我们,吃灰豆腐,急不得,否则灰豆腐就像灌汤的水饺,烫得你龇牙咧嘴。灰豆腐从热汤里出锅,先挑入碗里冷却,然后轻轻咬一口,把灰包豆腐里的汤汁吸到嘴里,那浓浓的豆香停留在唇齿,久久不能散去。再吃一口豆腐,豆腐既有豆香又有肉香,还兼有淡淡的木香、草香,真是鲜美无比,幸福的感觉充满了整个味蕾。
在计划经济年代,别看灰豆腐貌不惊人,但却是土家人的最爱。平时是吃不上灰豆腐的,只有逢年过节,家中办大事情才能吃得到灰豆腐。灰豆腐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珍贵菜肴,不单单是因为它的制作工序复杂,主要的原因在是它的“尊贵性”,非特殊情况下,一般不进入百姓平常一日三餐。灰豆腐的制作工艺凝聚着土家先民的聪明才智,能把两种原本不能结合的矛盾体进行有效整合,不但味道鲜美,还方便储存,绝对算得上土家先民在长期生活中聪明与才智的结晶。也可以说土家族的“灰豆腐”就是豆腐世界里的灰姑娘,是土家族先民经过千锤百炼之后留给我们的一份财富,是舌尖上的一道美丽的回忆。
故我也就匆匆忙忙赶到进站口去拿灰豆腐。作为是长辈,幺叔本来有事,说好不来送了,现在又匆匆忙忙赶过来专门送一点灰豆腐,终究是想见上一面,尽管微信视频可以,但见面的感觉实在是不一样。幺叔一定要到火车站来送我一下,让我想起了朱自清《背影》里面一段话: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转折之都遵义,有幺叔的牵挂,我也是不无感动,在火车上,我一边吃着灰豆腐,一边喝着热开水,想到叔侄二人这些年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奔波,又都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业绩成就,平平庸庸碌碌无为,不禁潸然泪下,我的表情吓坏了邻座的美女,她默默的递给了我一张纸巾,我礼貌的说了一声谢谢,我擦干了眼泪,转头看向车窗外远处的山峰,听着火车“哐当哐当”的韵律节奏,我情不自禁的唱起了刀郎大师的歌: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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