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几个人长留在记忆深处，难以忘掉。我曾有幸邂逅了这样两位特别的朋友，尽管我们的交往并不频繁，且他们年长我一二十载，甚至各自背负着不同程度的精神困扰。然而，在众人避之不及之时，我们彼此间那份纯粹的善意与温情，让我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感，时常萦绕于心。

   我的童年、少年随父母都生活在工厂区。记得1970年初，当时的地区兴建水泥厂，这是地区第一家上规模的工业企业，从各部门抽调人员参加筹建。父亲是随二野五兵团从江西来到贵州工作，因为财会方面的特长被从县里的单位抽来参与，负责财务科。

我家住的房子旁是党委书记家。书记是山东南下干部，父亲和书记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干部，工作交往较多。当时和书记生活在一起的是他的大儿子， 20多岁，已成年，我刚上小学，我们厂里的子弟都叫他大哥哥。

   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人们的人情往来却相当紧密，有着浓浓的人情味。书记伯伯出差较多，大哥哥就去吃食堂，遇上我家偶尔炒了个荤菜，也会叫大哥哥过来吃饭，可能因为长在贵州的原因，他喜欢吃米饭，虽是简单的饭菜，却吃得很香。他家蒸了馒头，这位大哥哥也会拿来分享给我。

   大哥哥身材颀长，面容清癯，言语不多却总带着和煦的笑容，见着厂区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眼里闪烁着温柔的光。

   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冬青树，挺拔而立、四季常青，有几株鲜艳的鸡冠花。放学后，我和小伙伴们围坐在院子里的小桌旁做作业，大哥哥则静静地站在一旁，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我们。每当遇到我们不会做的题目，他都会俯下身耐心地教我们，还会和我们一起翻看《半夜鸡叫》《小兵张嘎》这些充满童趣的小人书。完了，大家会摘下鸡冠花贴在脑门上学公鸡鸣叫，做老鹰抓小鸡游戏，爬上冬青树玩耍。院子里常是笑声不断。

   春天的一个清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惊醒，听见书记伯伯叫着父亲的名字说：“儿子不见了，跑了。”父亲和厂里的一些人分别去寻找。随着成长，我逐渐了解到大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从大人们的口中，知道大哥哥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的母亲反对他与一位普通家庭的姑娘谈恋爱，情感上的打击导致他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尽管他接受了治疗，但每年仍会有一段时间病情加重。

   大人们心急如焚地找寻了数日，却始终未见他的踪影。直到十多天后，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书记伯伯家门口，他的脸庞消瘦了许多，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迷茫。书记伯伯把他锁在房里好几天。

知道他患有精神病，我们小孩都不敢靠近他。每每放学来，看见他蹲在墙脚，嘴里喃喃自语，眼神空洞无光，显得格外落寞。一些调皮的小孩叫着“神经病”“神经病”去逗他，他一下子站起来挥着手像要打人，吓得大家赶紧跑开。

我的父母从小教育我们，对人要善良、友好，不准我们叫他“神经病”。父母不时对我们说，像他这种患上精神病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已经很造孽，外人应当给予理解和同情，而不是歧视或嘲笑。

那段时间，我常是呆呆地看着他，怯怯地躲着他。

   当大哥哥的病情趋于平稳时，他依旧展现出那份难能可贵的友善与乐于助人的品质。厂区所在地在叫大桥河的农村，离县城有一段距离，建设初期，每家的吃水要步行到好几百米远的水井去挑，我的姐姐、哥哥在县城读书、住校，母亲身体不好，平时挑水就靠父亲。每当父亲因公出差，大哥哥在挑完自家水的同时，总是主动地帮我家挑水，将我家的水缸装得满满的。就这样的一年又一年。

   后来，父母工作调动，到了另一个工厂。在我高中时，厂里新进了一批工人，有位姓张的年轻小伙，引人注目，个子高、身材魁梧，人也帅，是厂篮球队主力队员。我们几位子弟放学后，也喜欢聚在一起打篮球，张哥会耐心地教我们运球、投篮技巧。在他的指导下，我“连十投篮”最高纪录拿到80多分，不仅如此，他还教我篮球规则，学校和工厂友谊赛时，我还帮他们吹哨当裁判。

   命运似乎对他开了个玩笑，他竟患有精神病。在病情平稳时，他与常人无异，笑容可掬。但一旦发作时，情绪便如狂风骤雨般暴躁，眼神也变得凶狠起来，曾经熟悉的面孔仿佛一夜之间变得陌生，让人不敢轻易接近。据说他也是因一段未成功的恋爱经历，一时想不开造成的。

   在我眼里，这些虽然患有精神病，但我始终觉得他们的内心是纯洁的，友好的，也是知道善恶的。

   当时有一条社会道路从厂区穿过，每天傍晚都有周围村民放牛归家从这里经过。一位身形瘦削、面色苍白，患有精神病的30多岁男子，每日黄昏时分，总是牵着牛，口中自言自语，缓缓经过这条道路。这时，会有些调皮的男孩大声呼喊着“神经病”“神经病”，嬉笑着企图戏弄他。一旦被激怒，他便挥舞起手中的放牛鞭，甚至抓起路边的石块，怒气冲冲地追赶那些男孩，吓得他们四处逃窜。我谨记父母的教诲，从不以“神经病”此类言辞去伤害他、嘲笑他，而他亦不会朝我掷石，仅是追逐他人而去。

   当我们用温柔的眼眸凝望世界，世界也将回赠温暖与美好。

   张哥似乎也看到我的不同，星期日，我和他常在厂阅览室相遇，知道我喜欢读书看报，不时将我带到他的宿舍，将他的《红岩》《三个火枪手》《茶花女》等书借给我看，我察觉他读书极为专注，书里有不少他做的批注，借助这些批注，我才得以很好理解书的内容。

   张哥大我十来岁。看到我和他走得这么近，好多人都觉得意外。其实，在我眼中，他绝非什么病人，而是一个喜欢读书、热爱运动、充满活力的大哥。

【编辑：南栀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