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别人的，必须要还的，你记着。

母亲一边哭泣一边使劲用巴掌抽着我的后脑勺，我哇哇哭着说知道了。是的，我永远不会忘掉。我更忘不掉母亲的人生！

我的母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生下来还没有认清这个美好的世界，脚下的土地却“变了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狂澜在全国兴起，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红极一时。“一根60斤的黄瓜”“一条70斤”的豌豆没有让饿殍遍野的黄土地“跃”向富强，却让许多人生活的希望一片荒芜。掬起焦黄的土撒一把都是眼泪。母亲像一片单薄的树叶一般“漂浮”在田野，总渴望能从土地中抛出一把草根来塞到嘴里充饥，但旱情和饥饿早已让疲惫而无奈的黄土地哑口无言。

肚子是最老实的，心里越想着有东西填饱它就越饿，但也越能激发起对食物的渴望。终于有一天，五六岁的母亲从公社收过玉米的秸秆堆里捡回了半截玉米棒子，揣在衣襟下带回家交给了外祖母。母亲眼巴巴看着一粒粒玉米像小金豆一样被外祖母戳落在碗里，却也没有等到外祖母给她炒一粒豆子吃就被一个瘦瘦的男人领出了家门。外祖父只说了一句：梅娃，养不活你了，跟人走吧！

小小的母亲就被送人了。

母亲没有哭闹，也没有后悔，活着是一件喜庆的事。收养母亲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厚道人，也没有心疼用半袋玉米换回了母亲，而是给母亲吃上了第一顿饱饭。骨瘦如柴的母亲知道吃饭的重要性，也就默不作声承担起了家务，成了家里的小帮手。割草喂猪，扫地擦桌子，母亲不敢懈怠，毕竟她也不知道在那样的境遇下能不能在下一顿吃上饭，但干活是她生活的必须。养父养母对母亲很好的，除过在什么活没干好时，养母会拿着棍子，两只小脚像捣蒜槌一样哒哒哒哒地追着母亲朝母亲屁股抽几下，骂几句难听的话，母亲却也没有受到过什么非人的待遇。

然而好景不长，母亲的养父在与养母进行激烈的争辩之后，刚把母亲送到学校读了一学期的书，养父就病倒了。从此母亲的读书梦也就化为泡影，小脚的养母（也就是我后来记忆中的外祖母）一个人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因此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许多时候，外祖母都拿拐棍抽母亲，母亲也毫无怨言地帮助着外祖母分担家务，甚至为了外祖父的病情好转四处奔走，还壮着胆子做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事。

在那个所有东西都是集体共有的时代，外祖母用省下来的粮食做成了馍馍，装在篮子里，吩咐七八岁的母亲拎着篮子步行十几公里路，去临乡一座桥头“做生意”。母亲的瞳孔中透射着惧怕的光，篮子的提手都要被母亲捏出水来。母亲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像做贼一样的经历。因为她亲眼看见过同一个村里的某位大叔因为偷吃了公社的玉米棒子，被五花大绑游街，走到哪里都向周围的人说，“我不是人，偷吃了集体的玉米”。至于后来这位大叔走了怎样的路，母亲也具体不知晓，据说还因为偷吃被打断了腿，后来也就饿死了。还有在母亲出生的那段时光，公社地里白天种进的玉米籽，晚上常被人抛出来吃掉，公社无奈，给玉米籽拌上农药，但还是有人晚上抛出来吃。在面临生命垂危的时刻，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母亲也就无所顾忌了。看着外祖父在病床上呻吟，发火，有时候虚弱地说着一些骂自己骂别人的话，母亲的勇气便会更增进十分。

桥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去三个乡镇的必由之路，从四面八方步行至此的人们，差不多都会在河里掬起清洌洌的水洗一把因长途跋涉而疲惫的脸，也要在河里痛饮一番，毕竟过了这座桥，又是蜿蜒曲折的山路。黄土高原的地貌千沟万壑，爬山涉水是常态，加上水资源缺乏，河就是亲娘，河边也是常态生活中最繁华的地方。来来往往的人在桥上或河边歇脚，母亲都会提着篮子试探一下。空腹而疲惫的过路人，或是怜惜母亲渴求的目光，也常会“违规”从母亲的篮子中拿走一两个油饼，并偷偷塞给母亲一些碎钱。母亲的违规生意也算做了一段时间，凭她自己幼小的身躯为外祖父的病出了一点力。然而母亲的努力还是没有挽回外祖父的生命，外祖父终究在咳出一滩血后去世了，母亲偷卖口粮的事也被附近的村民告发。属地公社派干部来到桥头要收缴母亲的篮子，母亲吓得躲在桥下的石墩旁。后来，大家也可能是心疼母亲的一片孝心，就放过了母亲。母亲说带头的干部是一个说话嗓门很大，看起来十分威武的青年人，她当时吓得都不敢说话，生怕自己也被游街示众，可她最担心的却是丢了篮子又丢了馍，回家会被外祖母又不知道揍成什么样子。

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就拄着拐棍，咯噔咯噔地迈着小脚，领着母亲开始了十分艰难的生活。母亲也像一个大人一样起早贪黑，干着家里的粗活累活。早上鸡刚叫就去沟里挑水，下午太阳快落山赶着羊群回家。母亲一直对我说，“娃，不要说自己苦命，苦命的人命大，狼见了都不吃。”母亲说的是真事。在那个饿肚子、闹饥荒的年代，不仅人饿，狼也饿。乡里乡亲都说老天要收人，不给地里落雨，还让满山窜来窜去的豺狼虎豹吃人肉、喝人血，好像也是真的。邻家有个男娃被狼叼着跑了几里地，咬掉了孩子半边脸上的肉，这个娃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大家赐外号叫“狼剩”。那年月狼的胆子比虎大，还常会窜进家门叼走炕上缺少大人看管的娃，实在让人惶恐。母亲从小胆子大，加上也是外祖母的养女，有什么可怕的？早上太阳刚升起，母亲已经从沟底担回一担水，日复一日已成平常。至于说狼都不愿吃母亲的事，也绝不是随意编造。

母亲从小心地善良，常示身边的任何人、任何事以美好。她说她的水桶放在泉边，一只眼神凌厉的狼就蹲在她身旁。她放下水担，舀满桶里的水，还向旁边卧着的狼打了招呼。其实母亲在当时并不认识狼，她深信卧在泉边看着她的就是一条狗，还觉得那么早的清晨有一只狗的陪伴是幸福的。在“羔儿羔儿”的几声呼唤（当地村落习惯，唤狗为羔儿，唤鸡为邹邹，此处皆为靠进性拟声。）之后，卧着的狼抬头斜视了母亲一眼，又继续卧着眯上了眼睛。母亲担着水桶边走边望着狼的身影，早起的放羊老人却飞奔一般冲到母亲面前。母亲的诧异还未平息，只见放羊老人边喊边挥起水担就赶走了泉边蹲着的狼。此刻母亲才感到后背一片发凉，但每天早上母亲还是要挑起扁担，重复这条必须要走的路。

迫于生活的无奈，外祖母又带着母亲改嫁。母亲走进了她人生中第三个家，我也有了第三个外祖父，也是我记忆中唯一留存的一个外祖父。外祖父当时在供销社上班，有工资，母亲的生活也算有了好转，但母亲还是无缘读书了，毕竟已经过了读书的年纪，对女孩子来说，能找个条件好一点的婆家已经算是烧了高香，读书又有何用？母亲的命运又即将会迎来一个新的转折——出嫁。

20岁不到的年纪，母亲经人介绍嫁给了父亲。要说母亲找了个好婆家，只是笑谈。因为父亲的家底更是少得可怜。在遭年馑的时代，祖父领着他的7个儿子去老家一个叫“长工岭”的地方垦荒落户。7个儿子就是7张嘴，我都无法想象祖父祖母有怎样的能力可以养活他们。然而就像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只要有人就什么都有。祖父祖母就像两个经历了南征百战的元帅，硬是将7儿2女养活了8个。开荒种田，人力拉犁，那些干枯的黄土地被祖父精心调教出来的“父子兵”给翻了数遍，后来还长出了绿绿的苗。父亲是祖父7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和母亲成了家，祖父就给6个儿子各分了1孔窑洞和1口铁锅，将他们推向了自己该有的生活。我的母亲，又跟着父亲开始了一段自力更生的路。

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在一个叔父家闲置的1孔窑洞里，我出生了。我的出生是父母一生中认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当时的父亲也即将进入不惑之年，为了家里有个男娃，可谓是费尽周折。自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在有计划的范围内，家里能有男娃延续香火，是许多质朴的庄稼人最淳朴的梦想。然而最关键的是，母亲已生了2个女孩，并且已经做了结扎手术。因没有男娃而遭受的冷眼，母亲常常受人言语欺辱。甚至在与邻居发生纠纷时也会被当做伤疤揭开来。父亲是弟兄7个中个子最小的，他默不做声忍受着别人的冷嘲热讽，也会在生活的重压下和母亲争吵。不知是主刀大夫心怀慈悲，还是老天眷顾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我竟然意外地来到这个世界。当时家里仅有的1孔窑洞因连天阴雨坍塌，母亲在生我之前就寄居在叔父家的一孔窑里。也有可能是父母相信迷信，怕这个来之不易的男娃半途夭折，特为我的出生找了一个吉祥之地，总之我哭着来到这个世界，而父母亲却为之笑了一辈子。

等我满月不久，父亲就筹备着要盖一座土房。这是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件壮举，连我的祖父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可是父亲和母亲做到了。土胚房的建造需要大量的木头。三间房就要2根粗木做扶，9根粗木做梁，还有大量的细木做椽。除了资金，这些木头是摆在父母亲面前的最大难题。父亲心一横，提出去对面山上往回扛，产后不久的母亲跟随其后，两人竟然一点点地将满房梁的木头运够了。我至今都无法想象母亲是怎样跟随父亲像男人一样将一根偌大的木头一人一头翻山越岭抬回家的，但我深知母亲一定是心中藏着一团火，要改变家庭的现状，也是为了给我他们认为最好的幸福。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直和父亲在地里干活。我的出生带给了他们惊喜也是他们的“厄运”，巨大数额的计划生育罚款让本就脆弱的家庭经济基础一度坍塌，母亲和父亲只有每年种很多的粮食来贴补家用。80年代的黄土高原，水资源匮乏，农田改造工程也没有普及，靠天吃饭是庄稼汉的基本生活。陡洼深沟，都被开垦出来种粮食。

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小麦、玉米、谷子、糜子、荞麦、胡麻、稔、油菜等很多的农作物。知道冬小麦秋季播种、夏季收割；明白谷子也可分为毛谷子和酒谷子；见过荞麦花可以开出一地雪白，将田野染得白白的，像是铺上了一地美丽的雪花。父亲和母亲将所有能种的地都依时令种上了不同的粮食，然后永无宁日地将自己的汗水挥洒在地里。等到庄稼成熟，我家的毛驴就被全副武装、披上鞍子将一袋袋粮食驼到二十里外的镇上上缴、变卖。麦子是主食，但当时小麦产量极低，广种薄收，每年收回的麦子除过上缴公粮早已所剩无几，玉米、糜子、荞麦等就是我们一家人的主食。母亲变着法儿将这些粗粮给我们做成不同的食品哄我们填饱肚子，可是母亲的肚腹里几十年都是这些粗粮充实着空间，我却从没听到过母亲一句抱怨的话。

为了让我拥有好的营养，父亲跑遍山野割来藤条编笼框，熬两三个夜才可以挣2分钱，但还让我吃上了奶粉，母亲则延续起了她持续十多年的“借还”生活。东家借米、西家借油，俨然一个“脸皮最厚”的乡村妇人。我也不知道当时的生活怎么会这么清苦，除了借油借米借钱，母亲连火也借。

夕阳即将落山，劳作一天的母亲回家后还要“啪嗒啪嗒”地拉起风箱做饭，填饱我们一家老小6口人的肚子。灶台上的两口大黑锅被母亲刷得锃亮，锅旁的平台上时不时会出现一盒火柴。我那时候不懂事，有时还摸出几根偷偷擦燃，听到“噗嗤”一声有火苗燃起，便觉得很开心，但母亲却视火柴如命，十分珍惜。有一回我偷拿了几根火柴玩，差点被母亲揪掉了耳朵。

灶台上的火柴盒空了又满，但母亲总会在还有半盒火柴的时候就拿起火柴盒迟疑，抽出一根随即又装了进去。然后便捏起一把铜杆蒿加入一点麦草就去邻家“引火”。母亲单薄的身影在火把的映照下像一个纸人，但是母亲拿着火把奔跑的速度让人震惊。邻家的灶台离我家少说也有几十米，但母亲竟然能成功把火种引回我家。每次看到母亲引火，我都像在看一场表演，觉得特别神奇。偶尔我也会迟疑，火柴盒里分明还有半盒火柴，为什么还要去邻家借火？母亲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从不做声。在当时我觉得母亲可能是一个非常抠门的人，连2分钱的火柴都舍不得用，但我同时又渴望母亲能天天借火，这样我就能天天看到母亲的借火表演，神奇而惊险刺激。母亲可能并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借完火就听到厨房里“吧嗒吧嗒”的风箱声。灶房里的烟雾像驱赶不掉的魔鬼，淹没了母亲的身子，母亲的咳嗽声会混合在拉动风箱的声音里，直到最后我们吃到母亲做熟的饭。

在多次的记忆中，我一直觉得借火可能不需要还，我也一直觉得这可能就是母亲心中的“小算盘”，可能只是我不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借火的不止母亲，还有同村社比我家更艰难的一个婶子。她也常会来我家借火，还会借油借面。当时我就在想，我家的油和面都是在四伯家借的，怎么还可以借给她，但母亲每次都笑着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分一些，而且从来没有提要还的事。同社的婶子许久会来我家一趟，有时来借，有时来还。还的多与少母亲都笑着接纳，借的多与少母亲都尽力而为。母亲好像已经习惯了在借与还中交替的这种生活，但我却十分佩服母亲借东西的锲而不舍。

小时候最诱人的事情就是门口拖拉机“哒哒哒”一响，然后一个嘹亮的声音接着吆喝：“换西瓜喽”！“换苹果喽”！“换柿子喽”!这三种吆喝声就是三个季节，从夏季延续到冬季。在这稀疏的吆喝声中孩子们的渴望像蛆虫一样被蠕动起来。庄里大大小小的孩子蜂拥而至，跟着拖拉机的拖箱，像磁石上吸附的小铁钉。大人们从自家的麦屯里取出麦子换回果蔬满足孩子们的渴望，这个时候母亲总是躲得远远的，装作根本听不见。我和姐姐们不敢祈求平日脸黑的像锅底一样的父亲能“法外开恩”，只能围着母亲一遍一遍说着——妈，换一点撒！母亲有时候会生气地训我们，但随后眼角总是噙着泪花。我和弟弟在乞求无果后，跑到路边捡回了别人吃完扔掉的西瓜皮，洗干净切成片拌上盐和醋就大口吃起来。

有一回母亲不在，我和弟弟因为吃西瓜皮争吵，我不小心踹了弟弟一脚，弟弟被踹得一口气喘不过来、嘴唇发紫差点出了意外。母亲知道后疯了似的扇了我巴掌，随后大声跪在地上嘶吼。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像个疯子一样，与平日母亲的坚韧和神奇形成了鲜明对比。至此后母亲再也不会横着心给我们不换西瓜，而是在家里取出几升玉米拿到邻居一个叔叔家求叔叔能以缩小数倍的数量“借”给她一些小麦。那几年这位叔叔家有人在外地工作，家里劳力也多，生活相对富裕，平日里对我们家也挺好，但谁又能一直心平气静地担负这一茬接一茬的“借”的诉求。母亲站在人家门前像一个乞丐，反复地说，他叔，娃娃们叫唤的么事，你这看在娃娃们的脸上，换一些。邻居叔叔的脸有时候也变得铁青，一番牢骚过后，也经不住母亲的软膜硬泡，还是会帮不懂事的我们满足心愿。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着换来的西瓜，母亲偷偷摸一把泪，随后脸上又绽放着笑容。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母亲很少笑，但看到母亲的笑我总很开心，我以为是我们吃西瓜的样子逗笑了母亲，还内心一种窃喜......

1991年的秋天，母亲用几块碎布给我缝制了一个背包和笔袋，送我进了学堂，1992年的秋天，二姐因为交不起5块钱的学费辍学回家。大姐和二姐都放弃了学业成为了家里的劳动力，母亲也不再向邻居借油借米，但又迈上了借钱供我和弟弟念书的漫漫长路。父亲除了帮我们凑学费，还有每年过年发给我们2毛钱的压岁钱之外，从不会给我们一分钱。买支铅笔、橡皮，到后来我上初中买水票喝水的钱都是母亲给的。母亲跑遍山沟挖草药，养鸡下蛋，一分一毛的积攒用来供给我上学的日常开支。我所就读的中学远在二十里之外，每周带着干粮步行到校，每周需要2块钱用来买开水泡馍。周末即将离家，我就准备好口粮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可是父亲从不说一句话。母亲看看父亲，又看看我，随后就又去庄居邻舍借钱。每次母亲站在门前送我离开，我都在想：娘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挣钱养家，好让我的母亲不再一直像乞丐一样“求借”。

2000年的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拿着二姐出嫁的彩礼外出求学。母亲一直“求借”的生活也终于算暂告一段落。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在思考母亲这么多年借这借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借给她。也是在后来的经历中，我明白了母亲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欠别人的，必须要还的，你记着。我告诉母亲，我记着呢！

在求学的十多年，甚至直到现在，我一直自立自强，源于我从不愿亏欠别人什么。母亲从小给我的教诲让我深知，这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得不断努力，切莫想着从别人身上索取，因为世事因果，欠别人的都是要还的。母亲的“求借”人生之所以能走这么久，原来也是有隐情的。到后来我才了解，母亲借东西，一直有她的规则：就是约定好还的时间哪怕是去别处上门乞讨，也必须要按时还上。还有，借别人的超量还，别人借自己的从不斤斤计较。母亲质朴的规则为母亲赢得了信任，母亲也用“借来的生活”供养我长大、求学、成家。

2003年我师范毕业开始挣工资，母亲的“求借”人生也就彻底终止了。但母亲却在隐隐约约中成了邻里乡亲“求借”的对象。每逢村社红白喜事用什么器物，平日里邻里间生活中需要什么东西，大家也都管母亲借，母亲在此时体现得慷慨而和蔼。笑着帮大家整理好，甚至还亲自送到别人家。我每次回家，帮爸妈买些东西，其中果肉菜蔬的一半都被母亲拿出来分给了庄里的孩子。当别人来我家，只要家里有吃的，母亲都会硬塞到别人手里，还说：快吃，这又不咬人。大家在母亲的真诚中欣然领受母亲的心意。村里的孩子也常会围着母亲喊着听起来十分亲密的称呼。

我们家家大人多，人丁兴旺，我的堂哥中年龄最大的甚至超过了父亲，所以在村社里的辈分也相当高。母亲在孩子们眼里，已悄悄成为了一个可以绕膝胡闹的祖奶奶。母亲整天笑得合不拢嘴，我也觉得母亲的人生可能才刚刚开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我的母亲，竟然活得还相当有人气。从儿子上幼儿园我租房让母亲照顾读书，到母亲在我所工作的县城小居，母亲竟然能很快和邻居们熟悉起来，并且楼上楼下也常能相互帮助。这让我不得不再一次佩服目不识丁的母亲，她还是那样的神奇。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祖国大地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这片本来贫瘠的土地也相当丰盈。外出创业、地方扶持、国家政策支持，曾经让人无奈的生活一下子都成为了记忆，也抛给了历史。可是，凡是都有两面性。票子多了，生活好了，人心远了。在一个单元住好多年，也难能熟知。大家都是匆匆上班，忙碌一天，回家吃饭，就开始玩快手、刷抖音，沉浸在无所不能的网络世界。记得有位作家在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匆忙的现代人，可能除了床上运动必须面对面，其他的事都可以间接。尽管这句话有点偏颇，但也可以说明一种现象，人和人之间的交集确实少了。况且，在我家这栋楼上住着的人大多是干部，母亲竟然可以和周围的人熟络，这确实是一件让我不得不点赞的事。

我的母亲，经历了70多载的岁月，在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出生，后历经人民公社的建立，大跃进时期的饥饿，到包产到户，西部大开发......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母亲的人生从借到还，从还到借，仿佛走过了一个轮回，又好像走向了另一个开端。我一生忘不了母亲的教诲，也可能要在母亲走过的轨迹中重复为自己的人生画一个圈。别说，有时候，一些事还真就那么怪，从一条路开始走，走到了尽头，新的路又在面前。一条路重复走多回，路边的风景换了又换，有些人一直在，有些心一直在。不管怎么说，我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众多个普通人共有的母亲中的一员，她不特殊，但她坚韧。

故乡塬头的风，格外温暖，又到了收黄天（收麦）的时节。一株株颗粒饱满的小麦，经熏风一吹，漾开一圈波浪，像是在向我和我的母亲吩咐着什么。吩咐着什么呢？谁也想不到。肚子都吃饱了，还在乎它小麦说什么，想什么。不管了，好好爱自己，也好好爱母亲。欠别人的，总是要还的！

哦，忘了一件事，一些事就是这么怪。我母亲的出生地其实就在我老家的那片塬，母亲被送人后历经转折竟然又嫁回到了故土，而那时候在桥头放过我母亲卖馍篮子的干部恰好竟然是我爸的亲二哥——我的亲二爹。

人生啊，就是这么怪！怎么借，怎么还，谁又说得清呢！说不清，你品，你自己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