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在朋友圈里谁酒量最大，我最佩服谁，冬哥是之一，他白酒一斤半，啤酒随便灌，红酒漱漱口，酒精继续干；要说家庭生活谁最幸福，我最羡慕谁，是冬哥，没有之一，人家在放开三胎之前就已经有三个娃儿了，而且都是合法生育，夫妻恩爱，经常视频。
冬哥本名江荣冬，他家在县城以北90多公里的青山乡，我家在县城以南10多公里的绿水镇。1992年7月，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进行，考试后经过十多天的煎熬等待，我俩双双落榜，9月1日，我俩走进了县第二中学初三补习班，就这样相识了。因为都姓江，认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论辈分，按江家字辈排行他比我高一辈，我应该叫他叔叔；但论年龄我比他大一岁，他应该叫我哥哥，在争持不下的情况下，由小组长毛求从中调和，决定各退一步，我叫他冬哥，他叫我昌弟，从此一叫就是30年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青年要跳出农门，除了读书就是当兵，当兵如果考不上军校提不了干、或者改不了志愿兵，退伍回家后是该干啥还干啥，所以读书考学还是大多数家长及学生的选择。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学校，三、四年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工作，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孩子即跳出农门、又减轻了父母的负担、还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可以说是短平快，所以很多学生成绩很好，每年中考都是差几分被录取，就是不去读高中考大学，而是选择读初中补习班，准备来年再考，补习生因此也有一个共同的绰号“补锅匠”。
冬哥成为“补锅匠”后，学习非常刻苦，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一两点钟才睡觉，我问他这个新“补锅匠”为什么要这么搏命，我这个二进宫的老“补锅匠”都无所谓，他说小芳只给他一年时间，如果明年还考不上中专学校就分手。原来小芳是他的初恋女友，两人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都在一个班，今年的中考，她挤过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考上了地区卫生学校，四年毕业后就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成为人见人爱的“白衣天使”。拿到卫校的录取通知书，她父母就要小芳和他分手，说他以后还是一个修地球的务农汉，而她将是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她不同意分手，父母威胁她不分手就不送她上卫校，考上了也不送，不能浪费钱，家里还有其他几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要用钱，她含泪跟父母与冬哥三方来了一个“君子协定”，如果明年冬哥考上就继续恋爱，考不上就分手，所以说冬哥是压力山大啊，还是羡慕冬哥啊，痛并快乐着，要有一个“小芳”给我这样的压力多好啊！
1993年7月的中考转眼间就到来，在焦急的等待中再一次迎来了揭榜的日子，苍天终究还是没有眷顾，以1分之差冬哥列“孙山”之后，可怜了小芳的一片痴心和良苦用心，只怪冬哥命运不济，不是他不努力，只能说是命运弄人，我更是以2分之差列冬哥之后，唉，命运又不知要将我们推向何方。改革开放初期，优先发展的广东一带是内陆许多省市年轻人眼中的天堂，当时的深圳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间，在人们眼中遍地是黄金，在改革浪潮的影响下，“读书无用论”在我家乡蔓延，去了深圳就捡钱的思想灌入了很多家长学生的大脑，部分学生更是选择辍学到那里打工，尤其是一部电视剧《外来妹》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收看景况。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我们漫无目的地爬上了南下深圳的客车，希望通过打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服装、玩具等制造产业是深圳的发展支柱，从农村来的没有高学历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进了工厂做工人，我俩亦不例外，在老乡的介绍下（每人30元介绍费）进厂当了工人，术业有专攻，心细手快的打工妹要比我们手指粗短的打工仔更吃香，在流水线上作业打工仔容易出错，经常被年轻漂亮的production line leader骂得狗血淋头。我的production line leader是我一个远房表妹，当时对我的刻薄不亚于地主婆，完全没有顾忌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兄妹感情，那时候她被人欺负了都是我替他打架出头，现在在她手底下还真难活命，她好像故意鄙视我多读几年书又怎么样，她初中没有毕业就出来打工，现在一个月好几百块工资，关键是还管着我，几年后还有亲戚给我当介绍人，准备把她介绍给我当老婆，我说驾驭不了她这样的“小头头”，她则说是我在部队提干了看不起她这样的打工妹，无语。工厂的集体宿舍一般一间一二十平米，里面放四张上下铺铁床，八个床位，住着七八个人，宿舍里没电视机，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没什么娱乐生活，下班后回到宿舍我是看小说，把金庸的射雕三部曲看了好几遍，他则埋头苦读数理化书籍，准备赚够学费钱明年再考。
几个月下来，工资七扣八扣，口袋里经常空空如也，我说冬哥，我们回去吧，打工是没有前途的，他说回去干啥？种地？更没有前途，我说养几头猪、种几亩地，自由自在的，怎么也比天天关在这里强。回到阔别几个月的故乡，口袋里卵分钱没得，天天日逛二逛。父亲把养猪、种地的家二伙（工具）都给我准备到位，硬着头皮干了一个月，感觉比打工还苦，打工至少每个月还有点工资进账，但农业生产就不一样了，周期长，回报低，光是人努力还没有用，必须要天帮忙，否则颗粒无收，不晓得要猴年马月才有收入，于是又开始消极怠工应付，我吊儿郎当的行为被父亲骂的半死：“读书读不进，养猪猪生病，种菜菜发黄，吃啥啥不剩”。
离开校门步入社会几个月，我体会深刻的不得了，打工苦、打工累、被人管、老遭罪，搞生产、付出多、收入少、搞不好、赔光了，农村最穷、农民最苦、农业最危险，不行，看来又得改行了。父亲说：工人老大哥你不当，农民老二哥你还是不当，你要当什么？我说要当解放军，父亲说当兵比当工人农民还苦，你堂爷爷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你去听他怎么说，几天几夜行军打仗不睡觉，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闭着眼睛都走几公里，我说那么苦，那我得把冬哥拉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是好兄弟。
1993年12月，我们一起入伍来的衡阳某部，新兵训练基地有十个中队，我们又分在一个中队，一起学习训练八个月以后，他分配到西北大漠某部，我分配在东南沿海某部，在基层连队摸爬滚打三年后，1997年9月，我们又走到一起来，共同考入徐州军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各自分回原部队服役，在2005年的军改中他就转业回老家，安置在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富有西域风情的老婆小丽也跟他来到县城，由于地域差异、生活习惯等等原因，几年后离婚，小丽一个人回到大西北，留下儿子大冬冬与冬哥生活。没多久又娶老婆小花，生下二儿子二冬冬，过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又离婚了，他带着两个儿子过。过一阵又娶老婆小丫，生下三儿子三冬冬，过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又离婚了，他带着三个儿子过。在2015年的军改中，我们部队也是“撤并改降”单位，我就地转业到地方工作。
前年元旦前夕接到他电话，说他元旦节又要结婚，要我回家喝喜酒，我问新娘是哪里的，他说保密，来了就知道，我说你真可以，我第四次送了你结婚礼金了，他嘿嘿一笑，说难道不应该吗？谁叫我们是战友呢！到了现场，也没有结婚的氛围，就几十个战友聚在一起，我说这那里是举行婚礼，分明是战友聚会，一会儿小花带着三个儿子过来了，冬哥指着小花说这就是新娘子，我靠，这不是逗我玩吗？工作上本就忙得要死，还驱车一千多公里赶回来喝顿老酒，不过还是要恭喜你，红包刚拿出来，就被小花一把抢过去了，“拿来吧您，谢谢啊！”。我问冬哥分开几年后又在一起有什么感觉，他又是嘿嘿一笑：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一样的味道。我问他和小芳还有联系吗？他脸一黑，说别提了，那老娘们现在豪横得很，当年从地区卫生学校毕业后分在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当医生，现在是副院长，年薪几十万，前几年离婚了，想与我结婚，我没有同意。现在县里面搞文明城市、生态城市、卫生城市“三城同创”，我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同创指挥长，她一天到晚开个豪车招摇过市、乱停乱放，交警帖罚单、城管队拖车，她一个电话就打过了，命令我把车送回去，把罚单处理掉，否则就到我家里来不走，这回轮到我嘿嘿一笑。
【编辑：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