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汉
那天,我去郑州一基地干部科,拿到了我的档案,一个16K大小的牛皮纸质的档案袋,我高兴地与干部科道别,踏上了武汉的列车,直奔武汉。
调令上只写明了报到的日期,至于哪个部门,没有写明,我直奔武汉基地指挥部,到干部处张学文处长办公室询问我的去向,张处长说:“你自己拿着档案,你对武汉各驻军单位自由选择吧!”我非常高兴,心想,还可以选择。我就拿着档案袋,在武汉各大部队寻找适合自己的单位。我首先去了军事经济学院,一看哪地方是军事经济方面的,与我的转业不对口,路途也远(在桥口古田),虽然是个军职单位,感觉没有什么意思,没有考虑;再去了通讯指挥学院,虽然专业比较接近,位置也比较理想,专业窄,教学推荐不太好,也没有考虑;再去海军工程学院(现在的海军工程大学),在桥口宝丰路,到了位置较好,但管的较死,必须坐班;基指是我一个系统,部队里的单位我比较熟悉,没有什么新鲜感;后来,我来到为于湖北工学院旁边的武汉军械某院校,考察时,发现那里当个老师比较舒服,那里最大的特点是老师上完课后,可以干自己的事,也可以回家,不需要坐班,90年代初,部队都在搞生产经营,都拥有自己的第二产业,弄点钱,贴补军费的不足,虽然里家远点,地处南湖,但那北临南湖机场,南与湖北工学院相望,西与712所共院墙,东边是华中农业大学。
军械某院校的前身是原国民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保定陆军某院校同时期建成,解放后,只是一个营职单位,负责培训军队士官及技术兵。
1985年8月5日,16所院校40余种专业由培养军事干部转为培养士官(总参军训部、军务部,总政干部部《确定面向全军招生院校今年秋季中由培养干部改为培养军士的专业》)。
1986年2月,士官培养加入全军院校培训任务规划(第十三次全军院校会议)。
1986年9月,全军试办某院校、开设士官班(总参谋部《关于试办某院校和在军官院校增开士官班的方案》《关于调整技术员训练机构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1986年3月,武汉军区后勤部军械修理工训练大队,分出组建某工程院校军械士官训练大队。
1992年8月,某工程院校军械士官训练大队分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械某院校。
1992年12月1日,武汉军械某院校正式成立。设枪械、地炮、高炮、电站、雷达、指挥仪、光学、弹药、导弹、机械加工等专业。
我调来时,正在组建该院校,已经是个团职单位了,是石家庄某工程院校在武汉的分院,(2000年升格为正师职院校。军械某院校为全军现代化教学工程十一所试点院校之一,承担了86项课题研究和项目建设任务)。在这个全民经商的年代,我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军械某院校导弹教研室,当了一名老师,主要承担导弹检测设备的教学任务。
1992年,正值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的时刻,那时市场繁荣,遍地言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几遇,在最近几十年里,世界总体太平,局部战争外,大规模的战争不可能发生。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任务上来了”,同时对部队一再声明,待遇不会很高,部队要忍耐。。。。。。
我就是那个时期调回武汉的,也正是武汉军械某院校这个氛围(教学任务不太重,相对宽松的管理制度,再加上还能再商海中游的吸引力,决定了我,留在这个单位了。
我们导弹专业没年有2个班的学生,约80-100名左右,来自于全军各大军区的战士,通过考试招来,学制3年,大专文凭,毕业后,大部分回到原军区承担技术保障任务。我的课程不多,每学期140学时左右的教学课程,除出差学习、外派部队培训外,最多一个月的时间,带学生下兵工厂、部队实习。这样,自己的时间就比较多了,在武汉商海的诱惑下,我也跃跃欲试,凭借自己的电子技术,动手能力,我也下海了,我除有课外,平常基本上在家,我的家在汉阳建港,一个次干道的马路的一楼,房子是长航50-60年代的老式楼房,是我跟夫人就好前申请的,房子不大,30-40平米,一室一厅的样子,在一楼,窗正对着马路。
我那栋楼的左边,是长航子弟学校的门口,不远处有一个幼儿园。因此来来往往的人特别的多,上下班的,上学放学的,接送小孩的。门前特别热闹,也就是这样的环境下,给我的第二职业带来了不小的财运。。。。。
二、下海
刚刚开始经商,我就从是从我所熟悉的电器修理业开始的。那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外商、港商、台商遍地兴起。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家用电器:彩电、冰箱、录像机、洗衣机、音响等电子产品,很顺利地进入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BB机、手机则在生意人、商人、时尚的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了。
那年代,尤其是时尚的年轻人以拥有BB机为时尚,BB机一叫,连忙从口袋或腰间的BB机掏出来,优雅地一按一看,对方的来电的话,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在小小的液晶屏上,再按来的的话回过去,甚是方便;商人老板,以拥有大哥大为成功人士的标志。然而,大哥大却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那年代,一部摩托罗拉的美女手机,有如一块板砖大小,长长的天线,“滴滴”的铃声,很能吸引那些对大哥大的崇拜者,拥有一部大哥大,就意味着身份与成功。一部数码管显示的模拟摩托罗拉手机通常是一万多元的价格,选择一个号的号码上号,一般也需要大几千元,好的号更是需要万元以上,再加上每月的座机费60元,通话费双向收费,每分钟0.5元,一个月算下来,基本上需要耗费几千元;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每月平均200-300元的工资来说,确实是个耗油的奢侈品,买不起,也用不起。
我就在家门口,利用有利的地段,一所学校、一个幼儿园、一个大企业的地方,开起了直接的家电维修来了,刚开张,就生意很火,家里的客厅堆满了各种品牌的家用电器,以彩电居多,没天少则修5-6台,多的时候修到了20多台,每台电视机的收费标准依维修的难度及消耗的电子元器件的价格大小决定的,彩电18寸以上的没台修理费50元,更换的元器件除外,一般每台维修下来,收费100元左右,估计不同的顾客(有的个人消耗砍价,有时从外观上看其确实可怜的,会相应减低维修费,以示人性化和留下好的口碑)。刚开始做这行,每月收入就可以多赚好几千元。特别是对大的企业、厂矿学校、政府部门,收费会相对高些。那年代,到处都在搞商业,进城的农民工也特别的多,外来人口主要从事小生意、打工者居多,忙完了一整天的工人们,晚上的业余生活,就是去附近的录像厅看部录像,每部0.5元,也有1元一部地看的,许多个体营业者,利用直接宽敞的房子,开着录像厅,引来农民工观看,24小时不间断,来赚起额外收入,那时放的最多的是故事片、武打片,很是刺激,农民工们往往会看得目瞪口呆,那些录像带大多是从香港等地走私而来,也有些色情片,对于那些远离家乡,远离妻子,独自来城闯世界的农民工来说,也是一种对夫妻生活的缓解了。这样、录像机的维修就特别的多。那年代,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精通电路的人寥寥无几,我则能在有电路图的未接触过的家电里,游刃有余,修理技术武汉三镇闻名,有的开车专门找上门来,我的生意都是来我家修过的客户相互介绍来的,口碑态度也不错。后来做大了,我就去电脑割字的店里割了如下字:彩电、音响、录像机、收录机。。。。设备维修的字样,贴于家里的玻璃窗上,来来往往的路人很容易看到我的业务。忙不过来时,我就请了我弟弟来帮忙,妻子也加入了联系生意的业务上,在耳闻目染得熏淘下,对业务也接的特别的熟,开机费50,元器件除外。。。。。。
就在那期间,姐姐及姐夫也在工厂投身了商海,姐夫哥是蔡榨镇化工机械厂的厂长,姐及姐夫都因为上过了中专,因此都是厂里的业务骨干,又是厂长得弟弟,消息又灵通,因此承包厂里的部分设备,招集一帮个人,利用厂里的营业执照及资质,每年向厂里交承包费(固定的)对外承包加工业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那个年月,各地的工业生产、新建及新上马的项目,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业务就多得不得了,姐夫他们见我在军队当军官,还赚着直接的外块,心里既高兴,也嫉妒着呢。他们虽然也是工人,但毕竟是在农村的乡镇,户口页在黄陂老家,他们没有体面地城市户口,虽然有了点钱,在我面前还是恭恭敬敬的,一直认为直接低我一等。
后来在武汉味精厂和应城盐化接了几笔大单,后来又在四川万县接了几百万的金属加工业务,顿时腰缠万贯,不可一世了,姐夫雇了保镖,买了车,请了专职司机,就为自己在私人企业的征途上挖了一大桶金。
我虽然也小有收获,有些积蓄,但经济被夫人管着,夫人家又都是普通工人,虽然我在她家进出也是抬头仰颈的,可是,在夫人面前,我仍然是唯唯诺诺的,甚是听话。妻子对岳父岳母很孝顺,逢年过节,都是财大气粗地摆着阔气,并在几个姊妹面前格外地张扬,事是不做的,背着手指挥着比她大的其它姊妹,其它做姐姐的、连亲们有有气不敢出,忍着让着,我尽管说过她几次,但做人太张扬,狂妄自大的态度,不是一时半会能改的。姐姐、姐夫在没有起步时,跟其姊妹是一样的,听着、憋着、忍着,有事求我,也不敢在她面前公开叫,只能偷偷摸摸地喊我。
我除了完成军校的那点课时外,就基本上在家搞直接的第二产业了,虽然其间有几家大的公司聘请我出山,都因为不自由,而婉言谢绝了,姐姐在1993年也搬到了武汉,一家人是住到武汉了,买了岳家嘴附近的一城中村民的楼房,拆掉后,重新改建成4层楼房,占地100多平米。人是住到武汉了,但是,身份依然不是武汉人,户口始终没有能来。我见姐、姐夫对这个身份特别看重,就找到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蔡静老师。为什么找她,得从我上高中说起。
蔡静老师的老公叫宋文斌,其母亲,是原国民党的太太,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其母因为思念母亲,留在了大陆,父亲则逃往了台湾。文化大革命期间,蔡静、宋文斌受牵连,被打倒,成为特务,开除了公职,文革结束后,评反复职,夫妻双双在蔡榨中学当老师,蔡静教语文,宋文斌教高一化学(无机部分),其有一子名宋磊,比我低一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人事厅,那年代除了按政策落实户口外,武汉的户口是很难进的,但从湖北省人事局获悉,通过人材引进的方式,可以解决户口问题,我就是占了这个空子,而找到蔡老师的,再加上蔡老师是我的父亲的同班同学,我上高中时对我特别好,视为己出,所以,我一开口,蔡老师夫妻两满口答应,另外姐夫因为在黄陂县搞乡镇企业,上交的财政费比较多,被县评为“十大杰出青年”,凭这一条,可以作为人材引进,在找到一家可以挂靠的企业,就顺理成章地把户口给解决了,姐当时一家四口(两个孩子),另外还把跟姐家当保母的把我和姐一家巴结得服服帖帖的一家的两个孩子的户口,也一并带来了。。。。。。
姐的生意不断发展,在武汉(武泰闸)武汉涤纶化纤厂(表姐通过改制,以台商三资企业的形式购买了该厂)租下了厂房,离我所在的武汉军械某院校(南湖)不远,翻过铁路就到了,姐将厂房租到那,是有原因的:一是离我那近,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来吃黑,我一个电话,就可以喊几十人(我的军校学生)来平息,这样,姐开公司有安全感。其二是我也可以再技术上支持姐姐她们,这样,一举两得。
我去姐那帮忙,电类的技术问题全是我一手解决了,姐只需要雇那些技术工人,安心做起自己的事了,为了方便联系到我,姐夫替我买了部大哥大,一但有事,就能马上得到回复,当时,我们学校除校长外,还没有人能用大哥大,校长廖一钧的大哥大的公费买的,电话费业是公家给报销,而我则是真正的自己买的,这样,我上班的地方,大哥大一响,格外引人注目。
我就这样来往于军校(第一职业)、家庭的电器维修(第二职业)和姐的企业(第三产业)间。身上的钱,滚滚而来,在经济上,我可以不花一分钱,可以不要工资,身上总是有大把的抄票,花钱也格外的慷慨,然而,这也替我的人生埋下了祸根。。。。。。
三、商海岁月
拿着大哥大上班的我,游离与军校、私人作坊与私企中间,过着自由、富足、令人景仰的生活。有时在课堂上,来了电话,手机的叫声引来学生们的关注,对大哥大的崇拜,在军营业是存在的,学生们知道了我有第二职业,而且很忙,上完课,我就走了。每到一、二节课课间休息之时,学生们就会围到我的身边来,递上一支烟,打听着外面的世界(那时流行第二职业,就业机会也多,只要能吃苦,都能找到事做),用羡慕的目光,津津有味地听着社会上赚钱的方式和门路。那年代,以赚钱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能力和地位。各教研室也都派人到附近的繁华地带,租了门面,搞起了第二职业,来贴补经费的不足,甚至是年、节的补助费,都可能是从这方面来的。 我们教研室是在武珞路上开了一家修理店,轮流值班,去那守个店的业务,生意很是一般,因为水平高的,都出去单打独斗了,赢利比公家的店高,公家开的店,门面租金、水、电、职守人的开支(吃喝)每月下来,营利不多。这样,教研室那些能力低下的,就只能指望着那点额外收入了,单位同事,对我非常嫉妒的,每次见我掏出大哥大跟别人谈业务,是嫉妒、焦虑和不安的。各系也在搞生产经营,派专职参谋,从各教研室抽人,做起了生意。我记得我们系有两个方面的生意,一个是从广州那进皮肤袜子,很便宜的进价,袜子的进价是论斤称的,卖却是按双批发给汉正街的个体户,还有部分职工在市内的小店和地摊里;另外一项生意就是去东北,倒木材,用火车皮运到武汉,赚起差价。这样,系里的财政收入用来贴补系里的经费不足,以及给系里的干部发福利。那时全国都在搞生产经营,部队利用军车不收过桥费、停车费等的便利,进行着经营,包括走私。有些单位还把单位的军用货车租给地方使用,使用方每年上交部队承包费。还有的直接将军车开到沿海等改革开放的前沿(正在搞大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跑运输、拉土方;其中去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居多。有的单位干脆直接把军车牌租给单位及私人搞生产经营,军车牌是地方、交通、公安等都管部了的,过桥、路费全免,连海关都是无条件放行的,使用人和出租的部队能够双得利。这样,军车使用到了空前混乱的局面。几年后,出了很多事故,也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后来,军委才逐渐禁止军队搞生产经营,并且整治军车。
有了钱,有了闲,我会对往事进行怀念,特别是对以前的曾经在自己记忆中的人,我也想起了婷婷,她调到武汉后,过的咱样?几年后孩子也有了吧?也大了吧?带着这些思绪,我去武汉基指打听起婷婷的下落了,通过打听得知,婷婷正与卓贵宏闹离婚,婷婷在上滑坡附近的国宾大酒店旁边开了个汽车修理店,顾了修理师傅,这样,武汉基地指挥部的部分车辆的维修、保养就都照顾到婷婷店里了,婷婷店里的生意很好,赚了不少钱,本来就与卓贵宏没有什么感情,又因为婷婷跟卓生了一女孩,取名多多,3岁多了,小丫头吸取了卓贵宏的缺点,奇丑无比,婷婷又与卓贵宏感情落到了冰点,再加上婷婷的父母也相继去世,卓贵宏感觉没有必要再将自己的忠厚老实的那层面具戴着了,而是在老人不在后,原形毕露,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喷发了,婷婷也把对卓的不满发泄在与卓贵宏长相相似的孩子身上。这些,部分是知情人告诉我的,一部分是与婷婷相见后她对我的哭诉,婷婷埋怨我调回武汉不跟她联系,我听后,也甚是难过,沧海桑田,婷婷这两年看起来老了些,可能是生意上操心过多,也可能是夫妻在一起后不幸的感情折磨,岁月的无情,使婷婷憔悴不少,鱼尾纹在眼的两边也出现了,虽然更加成熟,胸器也格外地大了,但注意力却不能集中,眼睛无光,神情恍复。
我们在咖啡厅喝着咖啡,彼此都保持着那份曾经的美好回忆,婷婷的眼泪悄悄地滑落,她知道我已经我结过婚了的人,再埋怨也没有机会与我重温旧梦了,他见我也拿着大哥大,羡慕地说:“看来,你现在混的不错了”。我苦笑着说:“哪里,哪里。只是刚刚起步了,不如你的事业,你现在都是老板了,我那是小作坊,成不聊大气候的”。不一会,婷婷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顿时眼泪、鼻涕直流的,不一会,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白纸包,用打火机点燃拼命地吸着,并也给我一包,要我尝试,我吓坏了,我这时才发现,婷婷已经染上了毒隐了。。。。。。
四、光怪陆离的世界
看到婷婷发展成这样了,心里一阵痛楚,几年间的功夫,她判若两人,一个青春、阳光、有魅力的女人,在经过大都市的影响,不再纯真;商海中物欲横流,城市的霓虹灯,光怪陆离地闪着,按摸屋、发廊、洗脚城、卡拉OK厅遍地开花,人们空虚、寂寞,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与社会不良人员接触,就染上了毒瘾,非常可悲,即使她有万贯家产,迟早是会耗尽的。
婷婷后来总是打电话给我,她的大哥大是139071*****,总想与我重温旧梦,如果婷婷,依然清纯,我会考虑的;如果婷婷有不良嗜好,那怕是轻微的不良嗜好,我也会考虑的;她的那项问题,是我最不能接受的,这个社会也不能接受她,她如果不下决心戒掉毒瘾,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我对她,只有惋惜和同情了,从前的爱,逐渐淡出,我们见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她也逐渐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据说她后来因毒资需要,公司也变卖了,在戒毒所,因毒瘾发作,无法控制自己,撞在铁门上,意外伤死亡,死亡时年仅33岁。
进火葬场时,干瘦的躯体,深陷的眼框,发黄的枯发,让人心痛不已。她不应该回大城市,如果继续呆在辉县那个小山沟,她会依然是一朵绽放的花朵,自信、而富有朝气,温文尔雅,即使不出人头地,也会在那熠熠发光。静静的太行山下哟,一个冤魂在山涧游荡着,在那里度量那里的台阶,抚摸着那些曾经陪伴着她孤影的路边小树,山澜叠障,云、松涛、雾,似婷婷的天上仙界,她久久地徘徊在辉县,徘徊在我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我感觉没有精神寄托了,就经常找机会喝酒,也找自己高中时代的同学聚会。那年代流行同学聚会,一般是由环境好的,有一定实力、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在同学中有一定影响的较为“成功的”人士组织。我虽然不算成功,却也小有所成,在经济上组织能力上,都能抗得下来,一般都是我买单。
我们先从3-4个同学聚会开始的,男女都有,最后把家庭的住址问清楚后,都一一联系,招集起来,十几年不见面的同学,有的孩子3~4个了;有的也没有结婚,功不成,名不就的甚至连老婆都没有娶上的;有几个女同学,靠的是在武汉找老公,来达到鱼跃龙门的出路。其中:何芳是我们班最早嫁到武汉的一个,她爸爸是大队书记,先是在镇力的一个荷花牌洗衣机配件厂做临时工,后来,到武汉塘家墩荷花洗衣机厂做临时工,何芳162的身高,瓜子脸,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一对粗、黑而亮的大辨子,垂到了腰以下,皮肤也很白,如果不是她的上颚的牙齿有点龅,还真没有什么缺陷,也算得上是一美女了。何芳上高中时,同班同学胡龙海就曾经是她的邻桌,给她递过条子追求她,只因为何的眼光当时不在农村,再加上胡龙海天生个矮,汗毛又多,我当时看到他整个颈部都有长长的汗毛,发黄的牙齿,还偶而流着鼻涕,一出一进的,胡龙海个子不高,醒事却出奇的早。那时我们都在镇上住读,就有同学晚上再熄灯后谈起谁、谁、谁漂亮,谁、谁、谁蛮喜欢何,在写那封求爱信前,胡龙海就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那年代的课本最后几页,是总复习的题纲,胡龙海有天在“总复习”的前面加了两个字“我爱总复习”,然后笑着喊何芳:“ 何芳、何芳,你把这句倒着跟念我听一下?”何一本正经地念着:“习复(媳妇)总爱我”,何芳挥起书包,画圈地打过去,胡龙海双手抱头,挨了不少的砸。搞得全班哄堂大笑,有的笑得地上打滚。。。。。。
五、偶遇同学甲
何芳在武汉荷花洗衣机厂做临时工时,她目前的老公小陈,住汉口黄浦路麻阳街36号,他当时也在该厂做临时工,小陈学习成绩不行,没有考上一所大学,甚至连个中专的边也没有沾到。父母都是黄浦路火车货站的搬运工,非正式职工,母亲是街办厂的临时工,也是朝不保夕。小陈家姊妹又多,2男3女(2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小陈虽然是男孩中的老大,但性格温和,比较懂事,其弟弟则完全相反,判逆得很,从小就打架斗殴、跟些不三不四的社会青年混在,那年代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也差,街头巷尾,稍微对小孩管教不力,小孩就走了邪路。小陈的弟弟就是这样的,1985年就因为打架斗殴,致人伤害而被判了5年刑。
何芳就处在那个年代,17、8岁的样子,来到武汉,每到夜晚下班,何芳就有点着急,因为,有点姿色的何芳,本身胆小,路上的流氓无癞又多,总会在她下班的路上拦着她调戏她,何芳刚来到武汉,是住在一个远房的姑姑家,路又远,为了节省钱,连1-2毛钱的公共汽车也舍不得座,就徒步走在昏暗的路灯下,战战兢兢的。某天,正是何芳和小陈同从厂大门口唐家墩走出不远,何芳就被3-4个小青年围住,调戏言称:“要跟她谈朋友,一起去公园聊聊”。何芳,没有办法,但见同厂同事小陈在后面,就违心地说:“你们可别乱来啊,我男朋友在后面”几个小青年见状,就停止了对何芳的骚扰,转过头来问后面诚惶诚恐的小陈,问他:“这妞是不是你女朋友?”,可能是初于同情与本能,小陈连忙承认说:“是、是”。“那怎么不见你们走在一起?”其中一个反问道。小陈机警地回答说:“我们才闹了矛盾的”。这样,在小陈的掩护下,何芳总算逃过了一劫,至于何芳为什么要找小陈冒充自己的男朋友,我敢说,如果没有此事件,何芳心中,想必也会将户口在武汉的小陈,在梦中都会视为自己的男朋友的,因为,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年代,成乡差别,到了最疯狂的地步了,从农村、农民身份出来的何芳,在自己的父辈言传身教下,在自己的耳闻目软下,对农村、农民的面朝黄土背朝的苦日子是心有余悸的,他们总想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传统模式下,想改变命运是何其的不容易呀?上大学-----百里挑一才能行,许多高中学校被“剃了光头”(一个都没有考上),农民从农村到城市里唯一的出路和捷径,就是嫁人了,有的农村姑娘长的非常漂亮,到了城里,即使嫁个残疾(跛子、瞎子),也是心甘情愿的。那年代,还有些拼命找关系当兵的农村小伙,在转业时在城市里找一个嫁不出去的、有残疾的姑娘,也多的是,这就是城乡差别惹的祸。
当然,小陈既不是残疾,也补是小伙长的不帅,只是家庭姊妹多,父母又没有正式工作,只有靠父母打零工养家糊口,再加上家里还出了个败家子儿子,小陈的父亲的弟弟(小陈的叔叔)也是因为家庭穷,而单身一人,仍然跟着他们一家人过日子,一家人挤在麻阳街一个不大的小楼里(几家人共住的团结户,共厨房、共走道上公共场所的那种),因为家里穷,一般姑娘也补愿意嫁小陈,小陈也是个有个性的孩子,人又懂事,不愿像其他年轻人愿意,油腔滑调地,只要把老婆哄到手就成,小陈却是一根筋的,实事求是,从不说谎。可能因为小陈的作用的性格,再加上其工作认真、模样又周正,何芳可能认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在碰到这样“两全其美”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试想想:如果小陈不同意做自己的男朋友,那自己也没有掉面子,只是应急时的万全之策;如果小陈同意了,那可是“猫子掉了爪子----巴不得的事了”。
谁知,小陈在那次模拟当了回何芳的男朋友,护送何芳回自己的姑姑家之后,小陈还真的负起了护送何芳回家的责任了,时间一长,这事就在荷花洗衣机厂里传开,最后传到了小陈母亲的耳朵里,小陈的母亲死活不同意,因为自己唯一听话懂事的儿子,就这样找了个农村姑娘做女朋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但见于他们下班后成双成对地出现在大街上,比较封建的何芳及其父母,用农村人的观念,那就算是定亲了,是躲也躲不脱的,如果小陈家不同意,何芳家去一告,着唯一的懂事听话的儿子,就会进班房,不是危言耸听的。那年代,牵个手,就可以告你是强奸犯的年代,人们不敢也补能犯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陈的父母辈吓倒后,经过利害关系的反复权衡,再加上何芳懂事,脑子又或,每到小陈家,不管老少,即使是大冬天,也总是将一家人的衣服拿出来搓洗,洗好后晒干后,叠得整整齐齐的,小陈家从来就没有这样干净利落过,这样,何芳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小陈家的准媳妇,何芳也是我班唯一一个嫁给武汉里,曲线救己的唯一的一个没有毛病的丈夫了。
六、跳出农门
何芳就这样完美地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跳,两人结婚后,小陈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许多东西还需要何芳从老家拿东西来贴家用,如米、油、面等。。。。。。何芳家在长岭乡长岭岗镇上,父亲是该大队的书记,与我母亲相识,那是因为母亲曾经在我们那个大队当过妇女主任,开会时是会经常碰到的,彼此都很熟悉。何芳有个姐姐,长的非常漂亮,可惜命不好,嫁了个贫穷的小学教师,在二十四、五岁时,因为夫妻吵架,想不开,服农药自杀了,何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在长岭岗车站旁边开了个小买部,仗着父亲的影响力,还有来来往往等车去武汉的人,再就是上街逛集的男男女女们的生意,日子也过的衣食无忧的。小弟弟没有考上高中,在16-17岁就去外地某建筑工地打工了。
再说何芳的老公小陈,结婚后就不再在菏花洗衣机厂做了,因为工资太低,不够养家糊口了。只好另谋出路了。虽然没有什么正当职业,但人很勤奋,脑子又活,不是在江岸货场搞搬运,就是去大智门火车站贩卖火车票,赚起差价,尽管偶而打击票贩子,但小陈的弟弟是个混混,各方面的信息又灵,认识的人也多。所以每遇打击票贩子,总能侥幸躲过。
小陈倒票赚了钱,何芳开始有闲钱贴补娘家的了,贴补最多的,还是两个弟弟,后来,小陈就把在麻阳街一块空地理盖起了3层3间的楼房,自己住一层,其小叔子住一层,小陈的父母和小陈的弟弟住一层,虽然住的层数分开了,但一家人吃饭还是在一起的,因为小陈的父母还是想带着叔叔,另外还有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弟弟在社会上晃着、混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经常来到家里,从他们的谈话中,何芳感觉到小叔子在吸毒和贩毒了,几个自己的小家庭过的蛮顺畅,但摊上个这样的弟弟,何芳成天提心吊胆的。在心里不开心的时候,当然总想找个人聊聊的。
有次何芳不开心,回了趟长岭岗,在回武汉的车站(自己弟弟的小卖部等车时),其父亲送她,也顺便替儿子看着柜台,我母亲也正在这里等车,何芳的父亲就连忙跟我母亲打招呼:“****,你往哪去呀?”母亲回答说:“我去汉口我儿子那,帮他带带孩子”。何芳的父亲又问:“你儿子在哪个单位高就呢?”母亲自豪地回答道:“在军校教书”何芳的父亲就恭维地羡慕地说:“你儿子多有本事哟!你多有福气哟。你再看我,还要够奔哟,两个儿子都在农村,都大了,都要娶媳妇了,房子房子没有,钱钱没有,唉。。。。。”何芳,从同学那听说我在军校当老师,但拿不准是不是我,就在旁边答话道:“你儿子是不是叫梅元贞?”母亲回答说:“是的,你怎么知道呢?”何芳笑着说:“他是我中学和高中的同学”。母亲笑着说:“哦,他没有跟我提过呢”。聊着聊着,巴士来了,何芳主动上了车,替母亲占了了个位置,并排第坐在一起,然后拉起了家常来了,何芳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边询问边沉浸在中学时代的回忆里了。。。。。。
不知不觉地,车到了黄浦路,何芳快要下车了,就连忙从母亲那要了我的联系方式,家里的座机,还有大哥大的号。何芳得到那号后,如获至宝,不几天,我就在家接到了何芳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何芳的口音已经变了些,汉腔味道浓了,我几呼听不出是她的声音,也有些意外的惊喜,其实,我知道她嫁到了武汉,但具体嫁到哪,跟何人结婚,我是一无所知......
七、样样红
几天后,我在家休息,家里的座机响了,电话是夫人接的,夫人叫我的名字说有人找,我连忙接过话筒来:“喂,你好!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你好!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着汉腔,虽然不是很地道,还算标准。我仔细地想,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回答说:“听不出来,我们没有联系过列,你是谁?”对方笑着说:“我是老同学,何芳”“啊”我吃惊地笑着说:“十几年不见,你还好吗?”她回答说:“还好,在家做全职太太,没有你过的风光,穷人家,过的平平淡淡的。”
我们简单地聊了会彼此的工作和生活,最后道别。不几天,何芳来到火车南站办事,想起我,就来到了我的学校(以前南湖附近的武汉军械某院校),进大门报上了我的姓名、及单位,我接到门卫的电话,叫她进来,她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当时正在实验室带领学员在做检测实验,她的到来,引起当时20多个学生的注目,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何芳穿着春装,红色的休闲上衣,高高的领,蓝色的牛仔裤,紫红色的皮鞋,卷曲的披肩发,口红涂得得恰到好处,轮廓分明,胸部很挺,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一副摩登女郎的样子。把那些小伙们看的眼馋,甚至目瞪口呆了。我也很意外,她会以这样的装束来与我见面。我安排好学生的实验后,将她领进办公室,搬来一把靠背椅,倒了杯开水,就跟她聊了起来,边聊边彼此打量着对方,我见她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比以前更白了,丰满了些,可能是城里的生活条件比农村好很多的原因,也可能是她本身过的幸福、和谐的原因,总之,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气质也上来了些,以前在农村的那种俗气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当年初高中的艰苦岁月,住校的清苦日子,历历在目。那年代,为了自己的前途苦苦求索,总是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视为自己的座右铭,男女中间的那种情感哟,纯的不能再纯了。集清苦、回味、怀念、困惑于一身,感慨万千。
从何芳那,我还得知另外几个同学的联系地点和方式了,聊着聊着,就快到午饭时间了,我将她领到学校附近的(12所)苗园酒店,在一个包房里,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红酒,边喝边聊,那时的酒店里带卡拉OK,只听见到隔壁的包房里传来《心雨》、《样样红》。。。。。。等流行歌曲:
(女)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女)我的心是六月的情,沥沥下着细雨,(男)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女)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合)让我最后一次想你,(女)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女)我的心是六月的情,沥沥下着细雨,(男)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女)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合)让我最后一次想你,(女)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深深地把你想起。。。。。。
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要雨得雨要风得风,鱼跃龙门就不同,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楼空,人生渺渺在其中,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世上的人他追呀追,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何时放下歇一歇,能不能愿周吉祥夜吉祥,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要雨得雨要风得风,鱼跃龙门就不同,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可是太匆匆,流金岁月人去楼空,人生渺渺在其中,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世上的人他追呀追,荣华富贵呀飞呀飞,何时放下歇一歇,能不能愿作吉祥夜吉祥,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
旋律优雅、甜美,似将年少于现实交替穿越,感慨万千。歌词内容:青春少年----我20多岁,符合这条;要雨得雨要风得风----有着军校的军官身份,还做着第二职业,也算;鱼跃龙门----我从农村到了大都市武汉,娶了城市的女人为妻,怎么不叫鱼跃龙门呢?我想我此时正好符合;《心雨》中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当中的一男一女,也正符合我们俩,好似思念中的恋人,又不完全是,心境符合就好,管他呢?不知道何芳此时的心境。。。。。。
自从那次与何芳见过面后,何芳跟我的联系开始频繁起来,隔个三两天,就会打个电话,问候我一下,彼此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某个周末,何芳又打了我的手机,我那时又换了一个较小一点(NEC日本电器公司生产的)手机,体积小了一半,还可以用手机套别再腰带上,何芳电话我的目的是要去汉正街找一个叫蔡夏丽珍的女同学。蔡丽,住在紧靠蔡榨镇旁边的一个湾子里,离学校不到半站路的距离,我记得她当年是走读的,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她最小,高中时学习成绩一般,比较活泼,留着长长的辩子,冬天,通常穿一件蓝底细花的棉袄,长长的瓜子脸,脸上零星地点缀地长着几颗雀斑,身材中等,偏瘦。夏天经常穿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衣,走起路来双手的前后摆臂,使得的确良的衬衣因为摩擦而发出“呱呱呱”的叫声。
蔡丽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任何学校,而是在亲戚的搓合下,与汉正街一名大脑有毛病的----患间歇性的神经病小伙结婚了,男的叫小刘,在电力部门上班,小刘姊妹6个,4男2女,小刘的房子就在汉正街里,共4层半,除2楼之间住外,其他的全租给了做服装生意的外地人。房租每月都收大几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收入,小刘不发病时,与常人无异,一但受刺激而发病,就会挥拳伤人,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面,整条街,包括居委会都知道,蔡丽跟他结婚,也是图着这个城市户口来的,除经济上较为宽松外,过的其实并不幸福,三五天身上就伤痕累累的,夫妻生活几乎没有。。。。。。
八、引荐同学乙
那天,何芳约我一起去汉正街蔡丽家,我答应了。我们约好碰头的地点,就在中山大道与汉水桥下桥交汇处的上海商城碰头,我如约而至,那天,何芳刻意打扮了一番,发髻被高高地竖了起来,在发胶的作用下,显得高挑,气质非凡,一身素装,脸庞略施了粉黛,在涂以朱红色的口红比称下,显得越发光彩照人。单肩背的皮包,脚下穿着一双高跟鞋,鞋面锃亮锃亮的。我们如果我们并肩而行,不知道的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是一对情人。
在何芳的引领下,我们沿着中山大道,穿过利济路,再往前走了约200多米,就到了宝善街口,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着,凭她的印象,是在几年前来过蔡丽家,何芳隐隐约约记得蔡丽住宝善街33号,我们来到路口,打听着她的名字。蔡丽在这一带还是满有名的,除了嫁了个脑袋有问题的老公外,蔡丽还在踩“麻木”(人力三轮车,靠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穿行送客过活),我们一说出蔡丽的名字,在那附近的男“麻木”就说,你们稍等一会,她刚刚带了一客人走,不一会就会转来的。谢过路人,我们在那附近边聊边等,那些麻木边打量着我们边问:“你们是蔡丽的什么人?”我递上一支烟,回答说:“我们俩是她以前的同学。”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惊叹道:“啊!同是从乡下出来的,命运如此的不同呀,你看你们多享福,一看就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哪象我们,还有你那同学,别慌,我告诉你们她的BB机号是---1295606591”。我掏出大哥大,拨出了此BB机的号,不一会,蔡丽那边用街边电话亭回了电话过来了,那边问:“喂,谁打我call机?”我把电话给了何芳,何芳接过大哥大,优雅地答道:“喂,是我,何芳。”对方吃惊地问道:“你怎么又我call机号?找我又事么?”何芳笑着回答说:“是你的同行告诉我的,我们在宝善街菜场口子,你猜我跟谁在一起?”电话那头答道:“不知道,你告诉我呀”何芳神秘地说:“你猜一猜,我们就在你家附近,你快回来吧!”
不一会,只见一戴着大沿的白色防晒帽,双臂戴着长长得白色袖笼子的女人,将“麻木”急速地停在了菜场口子,同行们都纷纷指向冒然造访的我们,抬头看去,蔡丽显然变的憔悴了许多,脸上的祛斑不仅没有退去,反而更加的茂盛,她见到了我,将眼睛瞪着,已经不认得我了,可能我当年高中由于营养不良还没有长身高,而现在的我已经一米七几的个子,再加上海戴着眼镜,还因为在学校,我们俩接触本来就少,所以如今如此的变化,她确实是认不出我了。蔡丽见到了我和何芳,自然是非常不好意思的,因为她毕竟是个女人踩“麻木”,是需要勇气和经受过考验才能做得到的。她麻利地将三轮车掉了个头,娴熟地踩着何芳,我走在后面,提着刚刚等她时买的些水果和点心,跟着她的“麻木”,来到了蔡丽的家门口,何芳下了车,蔡丽还要将车推到有一定坡度的屋内,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蔡丽一气呵成地做到了,准确地将车停放到楼下一楼的拐角处停放,然后带着我们上了2楼,她自己住的一层,楼下,缝纫机的隆隆声,租户在拼命地赶着货。我们到2楼座下,蔡丽客气地倒了开水,又叫楼下一可能是租客模样的小丫头帮她去买烟和饮料,被我拦住了,不一会,蔡丽也拿出了一盒红梅牌香烟,递给我一支,我接了过来,她自己也叼上了一支,麻利地从裤袋中掏出打火机,帮我点上,然后自己也点上了,她很老练地吐出了烟圈,边抽着烟边聊着自己的来汉经历:“刚刚亲戚介绍小陈跟我认识时,精神上虽然有点不正常,但还是很帅又懂礼节的,我们刚开始时是有感情的,他很疼我,只是后来在他母亲的挑唆下,我们渐行渐远,他的病也越来越厉害了,起因是因为我那时在汉正街做牛肉的生意时,我每天半夜2-3点都要赶到东西湖新龙去拿牛肉。踩着三轮车,然后返回到宝善堂菜场去卖,我的婆婆经常诬陷在外面有野男人,的确我的牛肉铺的邻居,一个姓王的大哥见我一个女人,梅此三更半夜去拿牛肉,一百多斤的牛肉,我搬到三轮车上,当然是非常吃力的,基本上都是他帮我搬到车上,我们的摊子虽然在一起,相互照应,但我们根本就没有做出格的事,有次婆婆到王大哥家去挑拨离间,把我和王大哥的奸情说的有模有样的,王大嫂信以为真,跟王大哥大吵大闹的,我家的小刘也信以为真,在道听途说的情况下,还将自我的事跟单位的同时讲,小刘单位的少数同事,唯恐天下不乱,又添油加醋地教唆,这样,小刘的神经病就越来越厉害了,有次竟然拿起菜刀,到肉铺去砍王大哥,她为此多次向派出所报警,但无济于事,现在小刘又精神病复发,在精神病医院住着,班是不能上了,就只好在家拿生活费。目前,房子虽然每月能租几千元,但房租费都再婆婆手上,小刘其他兄妹又多,都指望着这些钱贴补,蔡丽虽然替刘家育有一孙子,却也只能拿点生活费,又由于婆婆怀疑我跟刘大哥有染,我就卖掉了肉摊,为了生活,只好出来踩三轮车了。”
听着蔡丽的遭遇,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平静,我也不由自主地拿出了自己的烟,递给蔡丽一支,并帮她点上,好让她吐吐苦水,哪知,她婆婆探头探脑地将头伸了进来,对我还一阵打量,蔡丽连忙解释说:“别再看了,这两个都是我同学,今天特地来看我的,别再怀疑人家,他如果是我的情况就好了,我就离开这个鬼地方。”蔡丽气愤地发泄着,我只好劝她,蔡丽说:“小刘又是个神经病,到街道去开证明离婚,街道都不开,说他是弱势群体,到法院就更不办理了,我怎么这倒霉列?”
不一会,蔡丽有点烦,就跟我们俩说:“走,出去吃饭,我不想弄了,就在酒店吃,我们聚一聚,顺便把蔡兰喊出来。”我连忙问:“蔡兰也在武汉?你知道她在哪么?”蔡丽说知道,我跟她打个call机,她快要下班了,我们2-3周都要碰一次。
打过call机,蔡兰回了电话,知道打她call机的意思,又知道是同学首次相聚,愉快地答应了,下班后马上来到。我们定好了一酒店,来到一个包间,我点了菜,叫了酒,我们3个人边喝着茶边等着蔡兰下班,不一会,服务员领着一个衣着光鲜的、皮肤白腻的、气度非凡的、拥有一副鹅蛋脸、一双丹凤眼的时尚女人,出现在包房的门外。。。。。。
九、再见同学丙
蔡兰蔡榨镇上蔡湾人,我是高一与她开始同学的,蔡兰当年比较黑,上高中时,上身总是着一身军绿色军装,下着深蓝色裤子,她家离蔡榨中学也很近,是个走读生,她当年是学校的长跑运动员,擅长长跑,学校没年的运动会中女生组比赛,她一定拿名次。她当年和蔡丽不仅都是从榨小同时毕业,而且都是在蔡榨中学度的初中,当是的蔡榨中学是2个初三,四个高一,四个高二,她们俩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关系都一直很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