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全市系统的交流会上,仪征的同事同我闲聊,说起一桩趣事。他曾在泰兴县城的一家供销社里,向一位女营业员说要买“稿纸”。那营业员却客气地问:“同志,你好!你买什么杲昃?”同事不解,重复道:“方格稿纸。”营业员愣住,怯怯地又问:“你买什么杲昃?”直到第三次,她才恍然大悟,大笑起来,引得旁人侧目。
“杲昃”二字,在泰兴方言里便是“东西”之意,与“稿纸”发音相近,方才闹出这般误会。“杲昃”二字,颇有来历。杲,从日从木,日出木上,天已大明;昃,从日从仄,日头西斜。新闻学家戈公振曾解读:杲为日出东方,昃为日落西方,合起来便是东西。这方言里藏着古意,如“釜冠”指锅盖,“箸笼”是筷筒,“不必者居”意为不要客气。这些词语,活像是从古书里跳出来的精灵,在泰兴人的唇齿间游走。
泰兴这地方,历史上靠近富庶的江南,又有北方移民后裔,于是泰兴人的性格里既有北方的粗犷刚毅,又有南方的灵巧精明。他们自称“既爽又弯,杲昃太崭”,“崭”在方言里是“好”的意思。这“杲昃”二字,竟也道出了泰兴人的特质——刚柔相济、好学上进、吃苦耐劳。从蒋介石身边的女卧底沈安娜,到“三个不相信”的战斗英雄杨根思,再到文学家陆文夫、航天专家叶培建,泰兴人的确出了不少“崭杲昃”。
方言之为物,实在奇妙。它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方水土的灵魂。泰兴人将睡觉说成“上苏州”,这背后藏着一段辛酸历史。明初“洪武赶散”,苏州阊门一带的居民被强迁至泰州地区。这些被监管下的苏州移民,他们遥望江南故土,只能在梦中回乡“上苏州”。这“上苏州”三字,承载了多少乡愁与无奈。而苏州移民带来的才智与当地文化交融,又造就了后来泰州的繁荣。一句方言,竟是一部微缩的地方史。
方言里还藏着文化的自信。《黄桥烧饼歌》用泰兴方言传唱,在抗战时期鼓舞了无数军民,成为穿越时空的经典。这方言歌曲,比任何官样文章都更有力量,因为它从百姓口中唱出,直抵人心。
文学家陆文夫虽久居他乡,却始终以泰兴人为荣。他在满分作文《故乡的交通》中倾注乡情,当家乡刊物电话约稿时,一篇《银杏树下》飘然而至。他说:“泰兴是银杏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这对方言的认同,实则是身份的认同,是对根的追寻。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泰兴游子对乡音的坚守,正是对精神家园的本能回归。
我不禁想起去年在赣南的经历。酒席上,唯我一人是外乡客,赣南话于我如天书,连井冈山老同学的话也只听懂三两句。虽感受到老表们的豪爽耿直,却又不甘被排除在外,便提议:“请讲普通话罢!”然而几句下来,大家又不知不觉回到了方言的怀抱。这情景,颇有些讽刺——我们明知普通话便于沟通,却总是不自觉地回归方言,仿佛只有方言才能表达最真实的情感。
方言是我们的母语,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独特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当北京人说“瓷器”指好友,上海人用“阿拉”自称,广东人讲“食饭”而非“吃饭”,他们不仅仅是在使用不同的词汇,更是在延续不同的文化脉络。
如今,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城市化的浪潮中,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方言。学校推广普通话固然必要,但若因此扼杀方言,未免可惜。方言的消失,不仅是语言的损失,更是文化多样性的衰减。当一个地方的方言死去,与之相关的民谣、谚语、口头文学也随之湮灭,这是无法挽回的文化损失。
保护方言,不必排斥普通话。二者完全可以共存。就像泰兴人既能用“杲昃”谈笑,也能用“东西”与外人交流;既能“上苏州”入睡,也能直言“睡觉”。方言的存续,关键在于使用。家长在家不妨多与孩子讲方言,学校可以开设方言兴趣课,媒体也应给方言留出一席之地。
我常想,方言就像一条隐秘的河流,在地下默默流淌,滋养着一方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偶然掘开地表,发现这水流依然清澈,便会惊叹它的顽强生命力。保护方言,就是保护这条文化暗流,让它继续滋润我们的心灵。
从“杲昃”到“上苏州”,泰兴方言的美,在于它的历史深度和文化厚度。每一种方言都有这样的美,只是我们常常习以为常,未曾细察。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全球化同质化的今天,方言反而成了我们文化独特性的最后堡垒。
下次听到有人讲方言,不妨驻足倾听。那陌生的发音里,或许正跳动着某个地方的历史脉搏,诉说着某个族群的文化记忆。方言的灵光,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杲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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