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芜城：论《闲话扬州》风波中的城市镜像与文人心态

上世纪三十年代，两篇同题《闲话扬州》引发的文化风波，不仅是一场关于城市形象的争论，更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传统城市现代转型时的复杂心态。易君左以实地观察者的锐利目光，揭开了扬州这座历史名城的衰败面纱；曹聚仁则以文献想象者的浪漫情怀，守护着扬州在诗词歌赋中的辉煌形象；而朱自清则以理性平和的第三者视角，为这场争论注入了难得的客观精神。这场跨越时空的文字对话，已然超越了简单的“褒扬”与“贬抑”之争，成为我们理解民国文人城市书写、地方认同与文化焦虑的珍贵文本。

易君左的《闲话扬州》确实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毫不留情地剖开了扬州的城市肌理。他笔下的扬州市政“太坏了”的桥、“最坏的是路”，城市空间里“大而无当的公馆非常的多”，普通“住宅以外的清洁真谈不到”，这些描述呈现出一个基础设施破败、城市规划混乱的扬州。在日常生活层面，他对扬州“皮包水”与“水包皮”的休闲方式也颇有微词，认为“这样悠悠的灌一肚子水，至少要花费几个结实的钟头”，将浴室视为“享乐主义的结晶”。更尖锐的是他对扬州社会风气的批评，指出街上“十有九个是烟鬼”，直斥“乌烟瘴气的扬州城！”

这些文字无疑刺痛了扬州人的自尊，尤其是关于“全国娼妓为扬属妇女所包办，沪战汉奸坐实为扬属之人民”的论断，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易君左的观察虽有偏激之嫌，却真实反映了扬州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困境。随着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崛起，扬州这个曾经依靠运河经济繁荣的城市，逐渐失去了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易君左笔下“疲癃残疾无所不用其极”的扬州，正是这种历史地位滑落的真实写照。他的批评实则包含着一种“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正如他在郊外发现的“最甜蜜的爱情”，暗示着对这座城市潜力的认可与期待。

与易君左的尖锐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聚仁充满怀旧情怀的《闲话扬州》。曹氏坦言自己“不曾看过”易君左的文章，却以捍卫者的姿态为扬州辩护。他讥讽易君左的观点“十分浅薄无聊”，并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考证来反驳易氏关于娼妓与汉奸的论断。曹聚仁更倾向于从南朝宋鲍照的《芜城赋》和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寻找扬州的形象，主张“与其连合控究《闲话扬州》，大不如重作《清明上河图》较为风雅”。这种将扬州理想化的倾向，体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不愿直面城市的现实困境，而选择沉浸在历史的光辉中寻求慰藉。

曹聚仁对扬州的辩护虽出于善意，却因缺乏实地体验而显得根基不稳。他后来在《说扬州》中提及这场风波时留下的著名上联“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既展现了其机智幽默的一面，也暴露了论辩中意气用事的成分。这种基于文献想象而非实地考察的城市书写，代表了中国文人一种典型的怀旧模式——将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过去的理想化建构。

朱自清对这场争论的介入提供了第三种视角。他在给《人世间》编者的信中既肯定了曹聚仁文章“有味多了”，又指出“那本书将扬州说得太坏，曹先生又未免将扬州说得太好了”的偏颇。朱自清敏锐地指出曹聚仁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去过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这些印象“已经过去，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么多美梦”。这种清醒的认识，体现了一位严谨学者对城市认知的辩证态度——既尊重历史积淀，又不回避现实问题。

朱自清的评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城市认知的方法论问题：如何平衡历史想象与现实观察？如何处理文化传承与现代转型之间的矛盾？他的观点暗示着，健康的城市认同不应建立在选择性记忆或情绪化反应的基础上，而需要一种既能欣赏历史遗产，又能直面现实挑战的理性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当下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闲话扬州》风波折射出民国时期传统城市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普遍困境。扬州在二三十年代的颓败并非个案，随着现代交通体系的变革和经济中心的转移，许多传统商业城市都经历了类似的衰落。文人们对这些城市的矛盾态度——既爱其文化底蕴，又恨其停滞不前——反映了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化浪潮时的集体焦虑。易君左的批评代表了革新派对传统文化惰性的不满；曹聚仁的辩护则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价值的坚守；而朱自清的理性分析则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这场争论还揭示了城市形象建构中话语权力的运作机制。易君左作为外来观察者，其批评实际上挑战了扬州人自我认知的话语权，因而引发了强烈反弹。曹聚仁的辩护则可视为对这种话语权的维护，尽管他本人并非扬州人。这种对城市解释权的争夺，在今天的地域文化讨论中依然常见，显示出地方认同形成过程中复杂的权力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两篇《闲话扬州》采用了不同的文体策略。易君左的散文带有明显的社会批评色彩，语言犀利直白；曹聚仁的文章则更具杂文特点，旁征博引，以历史典故和文学引用构建论证。这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也反映了作者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前者旨在揭露问题，后者意在维护形象。文体选择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立场表达。

回望这场九十年前的文化风波，我们或许能够获得某种历史洞见。城市永远是多面的存在，既有光鲜亮丽的外表，也有阴暗破败的角落；既承载着辉煌的历史记忆，也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健康的城市认知需要如朱自清所倡导的那种平衡视角——既不过分美化，也不刻意丑化；既珍视文化传统，又勇于直面问题。今天的扬州，如同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一样，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着自己的定位。而《闲话扬州》留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于：真正的城市之爱，不在于无条件的赞美，而在于建设性的批评；不在于怀旧的幻想，而在于创造性的转化。

纸上芜城，终究只是城市的一个镜像。真实的城市永远比任何文字描绘都要复杂得多。当我们谈论一座城市时，我们不仅在描述一个地理空间，更在表达一种文化立场，一种价值判断，甚至一种生活理想。《闲话扬州》的风波提醒我们，在关于城市的言说中保持开放、理性与包容，或许是对城市最好的尊重与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