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夜晚，故乡的月亮圆圆的，如盘高悬天空，照得大地一片光明。那晚，路上的月光将人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在堆满粮食的打谷场上的西北角，呈现一派忙碌的景象。月光下，一垛垛谷子，一块平整的场地，二十几名社员，从开垛，运输，捕场，一会儿工夫谷垛搬到场地内，码垛如山。十几匹大马拉着石滚子，一个咬着一个尾巴，从场外入场了。顿时，轰隆隆的石磙碾压声，马老板的吆喝声，从场院传遍生产队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家家户户的妇女和孩子们都知道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社员们正在给谷子脱粒，空气中弥漫着新谷的清香，混合着泥土和汗水的味道，传到他们的鼻腔中，马上就可以吃上新米了。

那晚是我作为社员的最后时光。我从高中毕业，入社放过马，当了三天马倌；便开始看地，一直到秋收结束。今夜的打场，我是主动报名参加的。一阵忙碌后，我赶着马儿拉着石磙，骨碌碌，在铺满谷子的场地上一圈圈逆时奔跑，我心飞扬，压后的谷粒从秆中脱下来，铺在场院内堆积如山，到处是新米的香味，处处透着丰收的喜悦。

当我手持木叉，看着马拉石磙飞速逆向转动之时，本家二哥突然走到我近前，说表弟“忠”找我。这么晚他找我干啥？我的心一阵紧张，莫非有什么大事，不然他不可能找我。说起表弟“忠”，我俩是好朋友。他家离我家只有二百米距离，又是初高中同学，上学时一起去，一起回。自高中毕业后一起务农，但分属两个小队，从早到晚各忙各的，一直未再见面。

我从嘈杂打谷场，拖着自己长长的影子走出来，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今晚的月儿，离我很近。表弟“忠”看着我满脸尽是灰土，头上挂着谷壳，冲我一笑，说“打场呢！”“是的。”我用手在头上弹去谷壳，哗哗的散在空气中。他告诉我：“中心校（当时未改乡）办高考补课班，明天开课。你去不去？”

我的心一震，还有这好事。望着表弟“忠”，高兴得差点叫出来，“我去！”

五个月的回乡务农，经历过放马，看地，直到今天晚上打场，未曾走出过村屯。那个年代，每个村屯都有许多像我一样回乡青年，整天在乡野土地里，土里来，土里去。我多少次站在广阔的一望无际的田野，仰望蔚蓝的天空，梦想着自己像土里的蝉蛹，多么渴望早日破茧成蝶，放眼世界。可要实现梦想，就如同走进茫茫的草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行走。生在农村，就得是农民，这是几辈子的信条，观念改变是难的。大概是我读高一时，表叔家来个看手相的，大家传得神乎其神。没读过书的母亲便领着我去看，相术师让我伸左手，他用右手托着一本正经看了又看，接着叫我伸出右手，仍旧右手托着，左手拇指划拉着我的手掌纹理，最后告诉我母亲：“一辈子纯农民。”是啊，那时在农村基本得务农，一辈传一辈。我十七岁，两手肉乎乎的，说我当一辈子农民，母亲可信了，但嘴上说：“净瞎说。”我知道母亲像天下所有母亲一样，对自己子女都寄予厚望，但却又相信命。

我要上补习班，真的担心母亲会说“别去了！一辈子纯农民。”

“机不可失”，我便借着月光急匆匆跑回家，大胆地将我要去补习班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沉思片刻后说：“我，我和你爸商量一下。”我并没看见父亲，不知道在生产队当了二十多年会计的父亲会不会反对？最担心的还是母亲。母亲走向西屋，去找父亲。已经有一会儿了，感觉时间很长，怎么还不出来？如果父母不同意怎么办？命运全掌握在他们手里。我去补习班，就缺了一个挣钱的劳力，还有已结婚的哥嫂怎么交代。父母让我去也是挺难的，还是认命吧，不是吗？我不打算“一辈子纯农民”。

我在屋里坐立不安，胡思乱想，焦急而耐心地等待着。高中毕业后，我几次考虑到母校插班复读，正巧表姐夫的姐夫是中学校长，便托表姐夫去问，结果被间接拒绝了：“没听说他学习好，能行吗？”表姐夫回来后气愤地告诉我。“强扭的瓜不甜！”我什么也没说，不急不怨，大概是自己真的不行吧。我便暗下决心，开始了与众不同的补习之路。白天生产队看地时，每天将蓝天当屋，黑土地当学堂，一边看地，一边看书，对理科概念、公式、定理法则，文科的历史、地理、古诗、文言文背得滚瓜烂熟。大脑里留存的知识每日翻新。每天夜深人静，我便独坐在冷板凳上，点着昏暗的煤油灯，坚持不懈地做题，直学到灯光忽明忽暗，扑朔迷离……

父母商量了好一会儿，母亲眉头紧锁，慢慢地走出来。

我的心里一惊，完了，月缺花残，肯定没戏。怎么办？正当我陷入绝望之际，母亲望着我说：“你想去，就去吧！”不承想父母最终还是支持我上补习班。那一刻，我心中突然一亮，就像乌云散去，圆圆的月亮出来了。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表弟，并与表弟“忠”约定明天一起骑车去。

故乡，那晚月儿圆圆的，离我很近，就像亲人那样，看着我。那月光就像指引我前行的航标，让我这个回乡青年告别生产队，又重新整理旧书包，给我上学骑过的那辆老旧自行车打了气……

月亮越升越高，撞满我的怀，送给我的除了光亮，还是光亮！

打谷场上喧嚣的声音离我渐渐地远去……

【编辑：杨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