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奶奶的记忆，似乎并没有太多慈爱的底色，更多的是孩童视角里，对大弟弟受宠的妒意，以及她对母亲近乎苛刻的管制。那些细碎的片段像旧布料上的补丁，拼凑出一个模糊却又棱角分明的身影。

奶奶的娘家是宁阳城东泥家村的程家，那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丁兴旺得很。后来听母亲说，奶奶的八个侄子里，有当生产队长的，有做广电局长、教育局长的，还有公安局长和酒厂厂长，个个都是体面人。想来奶奶当年作为程家二小姐，定是受过些规矩教养的。

老辈人总爱讲奶奶出嫁的趣事：拜堂前，爷爷还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挤着，被管事的人一把拽出来——他竟还不知道自己是今天的新郎。这故事里藏着的旧式婚姻的仓促与懵懂，后来成了奶奶偶尔提起时，嘴角那抹说不清是无奈还是释然的笑意。

奶奶是个知书识礼的人，至少在那个多数女人不识字的年代，她嘴里总蹦得出些有分量的话。我从没见过她捧过书本，却记得“寒窑出俊才”“年年防饥，夜夜防贼”“穷没根，富没苗”这些短句，像刻在她骨头上似的，在灶台边、田埂上，不经意就落进我耳朵里。那些话带着泥土的糙气，却比任何课本都更早教会我生活的实感。

最让我难忘的是她的小脚。很小的时候，母亲让我给奶奶洗脚，我蹲在炕边解开那层层叠叠的裹脚布，露出的两只脚像被捏坏的莲藕，尖尖的，四个脚趾头被硬生生折向脚底，泛着青白的颜色，裹脚布解开时，一股混杂着汗味与岁月的刺鼻气息漫开来，让我忍不住往后缩。奶奶从不避讳，只说“女人家都这样”，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

奶奶的威严分着对象。对父亲，是藏在责骂里的疼惜。父亲爱读书在全村出了名，可那年月挣工分换不来书本钱，他总趁奶奶不在家，用瓢舀出十几斤高粱偷偷卖掉换书。每次被发现，奶奶能指着他骂上十天半月，“好的不学学败家”“肚子都填不饱还读闲书”，可骂归骂，下次做饭时，锅里总会多留个窝头给熬夜看书的父亲。

对母亲，她的威严就成了近乎苛刻的管制。母亲要回娘家，奶奶得盯着她从鸡蛋筐里挑最小的蛋当礼物，一个鸡蛋能在手里翻来覆去换好几遍。临出门前，必须让母亲对着她磕个头，说几句“您老保重”的吉利话才放行；从姥姥家回来，第一件事也得是先磕头请安，才能去忙活别的。这些规矩像无形的绳，捆得母亲在奶奶面前总透着股拘谨。

倒是奶奶临去世前卧床那阵，态度才软了些。母亲端屎端尿、熬药擦身，从没半分不耐烦。有远亲近邻来看望，奶奶就拉着人念叨：“我这儿媳妇，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这话后来成了母亲在村里被称作“孝顺媳妇”的凭证，她总在跟人提起时叹口气，说不清是委屈还是释然。

文革那阵，日子像被狂风卷着的落叶。父亲是村里的保皇派，性子又耿直，常被兄弟多的人家欺负。他便常和后街的宝仙三大爷、宝贵三叔这些同龄人来往，遇事也好有个照应。那段时间家里气氛总阴沉沉的，奶奶很少笑，却会在父亲被人堵着骂时，拄着拐杖往人群里一站，用那双小脚稳稳地扎在地上，说：“我家男人行得正坐得端，要骂先过我这关。”她的声音不大，却没人敢真跟一个老太太计较。

三弟出生后，姥姥总替母亲发愁——三个男孩将来盖房娶媳妇，压力山大。她托人找了个部队家属，想把三弟和那家的女孩换着养，两家连庚贴都换了。母亲拿不定主意问奶奶，奶奶蹲在灶台前添柴，半天没吭声，最后只说：“都是黄家的根，换不得。”这事便不了了之，三弟后来成了三个兄弟里最壮实的一个。

奶奶是个会为自己打算的人。人民公社那几年，家里嘴多粮少，每年冬春青黄不接时，她就去乡里的大姑家待着。大姑父在新汶矿务局上班，是吃公家饭的，家里的煤炭都是矿上按户供应的，常年生着个煤炉子，不像村里靠烧柴取暖，早晚总透着股寒气。大姑随姑父住在矿上的家属院，表哥表姐们便由奶奶照看着。对她这把老骨头来说，既能省下家里本就紧张的口粮，又能在有煤炉的屋里熬过冻人的冬春，实在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有时我跟着母亲去大姑家送菜，会看见奶奶坐在炉边烤火，手里捏着针线给孩子们缝补衣裳，炉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着，蒸汽把她的白发熏得有些湿润，倒比在自家时多了几分松弛。

她也疼孙子，只是疼得偏心。大弟弟总能分到最大的糖块，穿新做的布鞋，我和二弟只能捡他剩下的。有次我忍不住抢了弟弟的窝头，被奶奶用拐棍敲了手心，“老大就得让着小的”，这话她讲得理直气壮，我攥着发红的手心，心里的妒意像野草似的疯长。

1983年冬天，奶奶走了，七十五岁。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每年祭祖，牌位上父亲写的是“黄老太君之神位”，那几个字笔锋刚硬，倒像替奶奶守住了最后的威严。

这些年偶尔想起她，画面总有些模糊：小脚踩在泥地上的样子，盯着母亲挑鸡蛋的眼神，大姑家煤炉边她低头纳鞋的侧脸……没有太多温情脉脉，却实实在在构成了我童年里，那片带着棱角的底色。2025年7月18日于凤凰山下怡文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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