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姥姥家的路，要走六里地。出北韦周村东头，先过方塘，塘边的老柳树枝桠垂到水里，把影子泡得发涨。再穿九亩地，地里的土是黄褐的，踩上去发沉，像是攒了几辈子的力气。过了赵家林，就望见兴隆庄的土坯墙了——那年月房子稀，庄稼也不高，隔着两三里地，就能看见墙头上的草在风里晃，庄里的人声顺着风飘过来，忽远忽近。

赵家在兴隆庄是大族。进了庄，碰见扛锄头的，喊一声“姥爷”准没错；遇上蹲在墙根抽烟的，叫声“舅”也不会错。满庄的土路上，仿佛都印着赵家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踩过了好几代人。

姥爷的模样，比爷爷清楚得多。或许是因为他总在固定的时光里等着我——冬天戴瓜皮帽，帽顶那颗盘扣磨得发亮，像颗老星星；狭长脸上的山羊胡，白得像落满了霜，二寸长，风一吹就簌簌动，像是在数着日子。他的脸是皱的，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土，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早年贩布走南闯北时落下的脚力，到老了还在，走土路比年轻人稳当。

染坊不在姥爷家院里，却像是兴隆庄藏不住的气味。从姥姥家出来往南走，路东那片长院就是，木门常年敞着，风里飘来的草木灰涩味，比庄里的炊烟更先勾着人往里瞧。

院里满是粗细不等的竹竿。粗的有茶杯口那么壮，直挺挺地立在四角当柱子；细的更灵活，横七竖八搭在柱顶，像些不肯安分的藤蔓。布不沉，浸了染料的湿布搭上去，竹竿微微弯出个弧度，倒比直挺挺的木架多了几分软和。蓝的、红的、紫的布挂在竿上，风一吹就荡起来，边角扫过竹竿，簌簌响，像谁在轻轻翻书。刚挂上的布往下滴水，顺着竹竿流到土里，洇出一小片深色，转眼就被太阳晒得发白。

高灶支在院子西头，黑铁锅蹲在砖垒的灶台上，锅沿结着红一块紫一块的硬壳，是几十年染料熬出的痂。满地摆着瓷缸，大的直径两三米，三五个汉子伸开胳膊才勉强围得住，缸口敞着，红的像凝固的血，蓝的像深不见底的井；稍小些的也得两三个人合抱，紫的像捂了一夜的朝霞。染工们系着皮围裙在缸间走，捞布时得两人搭伙，胳膊一甩，水珠溅在地上，混着土成了泥。

我常趁姥爷在花圃边看书时溜出去，往南跑几步钻进染坊看热闹。看白布浸进红缸就变成晚霞，泡进蓝缸就沉成夜空，看染工们扯着布角往竹竿上搭，布面的褶皱被风慢慢吹平，像谁在天上铺展开的绸缎。他们认得我是赵家的孩子，从不赶，只笑着喊“慢些跑，别撞翻了缸”。有次我伸手摸竹竿上半干的蓝布，指尖沾了点颜色，蹭在脸上，跑回姥姥家时，姥爷正蹲在菊丛边翻书，抬头看见我，眯眼笑起来，山羊胡簌簌动：“这是偷喝了染坊的料水？”胡子上沾的阳光，亮得像落了点碎金。

那时姥爷已六七十岁，早年贩布走南闯北的劲儿早歇了，只在家侍弄他的花圃、翻他的古书，染坊的事他从不过问，就像这院里的竹竿和庄外的田地，各有各的去处。冬天他穿青布棉袍，斜襟往怀里一裹，用围巾在腰上绕两圈，系个松松的结。走路时袍子下摆扫过冻土，沙沙响，倒比村里穿短打的汉子多了几分闲气。他的花圃在香台边，秫秸扎的围栏码得整整齐齐，圈出个方方正正的椭圆。深秋时，红的菊像燃着的炭，白的像没化的雪，粉的像姑娘害臊时的脸。他蹲在花圃边，戴老花镜看那些竖排的古书，字是繁体的，一行行往下走，像些不肯歇脚的脚印。有时风卷着菊瓣落在书页上，他就用枯瘦的手指拈起来，夹进书里当书签。

大舅是个会木工的庄稼汉，话少，木讷得像他刨的木头。刨子总在响，木屑飞起来，像些白蝴蝶。他给我家耕地时，牛在前面走，他扶着犁，影子被太阳拉得老长，跟土地粘在一块儿。二舅早年当了土匪，后来被政府镇压了，这事庄里人都知道，大人们说起时从不避讳，只叹口气说“一步错了”。三舅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穿军装的照片挂在墙上，眉眼亮得很。母亲说，他复原后染了怪病，疼起来直打滚，井台边的脚印深一个浅一个，最后没了声息——是熬不住，自己跳了井。舅妈后来带着两三岁的表姐改嫁，走的那天，表姐抱着门框哭，手里攥着三舅留下的一颗纽扣，蓝的，磨得发亮。

母亲说，她考上宁阳师范那天，姥爷把瓜皮帽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帽顶的盘扣，又戴上，手指在帽檐上捏了捏，没说话。公社的喇叭在村头喊她的名字，全村人都来看，说赵家出了个“文曲星”。镜框里那张姥爷的照片，就是那年拍的。他站在老家院子里，戴瓜皮帽，穿棉袍，花白的胡子在阳光下泛着银白，身后的菊花开得正盛。后来再去，镜框空了，姥姥说“收起来了”，可收去哪里，她没说。我那时年纪小，记不清太多细节，只记得照片里他的眼神，像深秋的太阳，不烈，却暖。

姥爷走的时候，我才十岁左右，年纪小，好多事都记不真了。只记得是大舅家的大表哥张罗着出殡，送葬的队伍从染坊门口过。大表哥后来跟我说，那些瓷缸还在，只是缸里的料水早就干了，结着硬壳，像些裂开的伤疤。姥爷的名字“赵元刚”写在灵幡上，被风扯得哗哗响，像在跟谁说话。

如今再走兴隆庄的路，方塘的水还在，九亩地的庄稼一年年绿了又黄。过了赵家林往南望，当年的土坯墙早没了踪影，耸起的是一排排板板整整的砖瓦房，透着新农村的生气。染坊也拆了，原址上盖起了新房，竹竿烂成了泥，只剩些碎瓷片偶尔被犁翻出来，沾着点说不清的颜色。菊花开了又谢，古书里的菊瓣书签早成了灰。可姥爷的棉袍扫过冻土的沙沙声，染坊里那股呛人的热气，还有他照片里沾着阳光的花白胡子，总在记忆里飘。就像这年年走的路，岁岁长的庄稼，不用记，也忘不掉，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成了日子的一部分。202年7月18日于凤凰山下怡文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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