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的水门巷，每当槐花落蕊，晨光漫过窗棂时，我们几个少年总会蹲在前院的老槐树下捡槐花。这棵槐树在这里长了好几十年，树根把青石板拱出几道裂纹，树荫里总坐着几个摇蒲扇的老人——张大伯的收音机永远卡在评书频道，李婶的菜篮里永远躺着带泥的小葱，王叔的象棋盘永远缺个“车”。他们像生了根的老树，连咳嗽声都带着熟悉的调调。

“你们又捡花拿回去煎花饼呀？”李婶探过头，“我跟你说，这槐花啊，得挑半开的，全开了就蔫，跟人一样，年轻时候不抓紧，老了……”我们笑着应着，顺手把落在青石板缝里的花瓣拨到一边。这场景太熟悉了：左边是卖豆浆的老摊，蒸笼掀开时总飘着股焦香；右边是修自行车的老刘，工具箱里的扳手永远按大小排得整整齐齐；再往前走五十米，拐角处的梧桐树每年春天都掉毛毛，我总得捂着鼻子跑过去。

我们总以为自己脚下的这块地就是全世界。小时候住在老街的水门巷，觉得衙前口两边商店的玻璃柜就是全世界的中心——玻璃罐里的水果糖按颜色排得像彩虹，最顶上那颗橘子味的总被我惦记着；后来在城关一小读书，又觉得教室后小山顶那片草坪是全世界最柔软的地方，春天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整个下午；再后来工作了，办公室的一张黑色的办公桌成了我的“领地”，连窗前那几棵大树有几支枝丫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种“熟悉即全部”的错觉，像极了被水流冲刷的石头。记得老家村头的小溪里有一块大石头，小时候我总爱坐在上面玩水。那块石头圆溜溜，表面光滑得能映出人影。我问大人们这石头怎么是圆溜溜的，他们说：“水冲的呗，天天冲，石头哪有不圆的道理？”原来所谓“习惯”，就是那股温柔又固执的水流——它不会猛地把你冲走，却会一点一点磨去你的棱角，让你适应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楼道里永远无序放置的电动车、摩托车，超市排队时总有人插队，同事开会时永远在重复同样的观点……我们像那块石头一样，被这些日常冲刷得没了脾气，连质疑的念头都懒得冒出来。

“差不多就行了”，这几个字像件湿漉漉的棉袄，裹得人浑身不自在却又舍不得脱。上周一个朋友邀我帮他设计一个展厅方案，我提出可以利用现代的AI技术，试试引入声光电一体，朋友立刻摆手：“别瞎折腾，我们现在的设计形式做了十多年，稳当！”他身边的人说：“就是，现在这世道，变来变去容易栽跟头。”我望着窗外那棵老樟树，突然想起去年春天它被雷劈了半边，当时所有人都摇头说“肯定活不成了”，可今年春天它抽出的新枝比哪年都茂盛——原来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变化本身，而是我们心里那堵“不能改”的墙。

更可怕的是，科技把世界摊开在我们眼前，我们却成了“思想上的近视眼”。地铁上，满车厢的人低着头刷手机，屏幕里的信息像爆米花一样噼里啪啦往外蹦：明星八卦、搞笑视频、碎片新闻……我见过一个姑娘，从上车一直到下车，手机屏幕就没暗过，可当我问她“今天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吗”，她愣了两秒，只说了句“我，只是刷着玩的。”我们像饿极了的人对着满汉全席，却只挑最表面的甜点尝两口，连菜名都没记清楚。小区的一个朋友说他最近在学摄影，拍了一组城市天际线的照片，我问他站在多高的地方拍的，他说：“就在我家二十三楼阳台，够高了。”可二十三楼的高度，够看见云朵的形状吗？够看清整座城市的脉络吗？

心眼一旦缩进泥坑，就会变得格外敏感。楼下的刘姐总抱怨对门王嫂晾衣服滴水，王嫂又嫌刘姐家的狗总叫，两人吵了半年，现在见面连眼神都不对。我劝刘姐：“王嫂家孙子小，狗是陪她的。”刘姐立刻反驳：“那我的衣服就不是钱买的？”我突然想起一位同事，他总说他现在住房隔音差，楼上的邻居总弄出声响，可是他忘记了刚工作时我们住在同一栋筒子楼里，二十多户共用一个厨房，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比现在热闹不只多少倍——原来不是世界太吵，是我们的心太小，装不下那些细微的声响。

改变是从一次爬山开始的。那一次我们去爬怪石岭，他们不去走长城。我原本打算坐在山脚下的凉亭里等他们，可看着小区的朋友们一个个背着包往一座山头走，就鬼使神差地也跟了上去。前半程还好，石阶平整，两旁是开得正艳的许多野花。可越往上走，路越陡，有些地方甚至没有明显的路，只能拽着旁边的灌木往上爬。爬到半山腰时，我已经累得直喘气，蹲在石头上休息，忽然发现脚下的视野突然开阔了——原本以为高耸入云的大楼盘，此刻像积木一样整齐地排列在城市的网格里；平时觉得宽阔的马路，此刻细得像一条灰色的丝带；连总抱怨“太吵”的菜市场，此刻传来隐约的吆喝声，竟像首遥远的童谣。

“到了！”朋友们在前面喊。我扶着膝盖站起来，继续往上爬。山顶的风很大，吹得人衣角猎猎作响。站在观景台上往下望，整座城市像一幅展开的画卷：东边的老城区保留着青瓦白墙的旧时光，西边的新开发区矗立着玻璃幕墙的现代建筑，南边的河流像条银色的缎带绕城而过，北边的山峦连绵起伏，像大地的脊梁。我忽然想起水门巷的那棵老槐树，它在那里站了几十年，可如果它有脚，是不是也会想爬上一座山，看看更远的地方？

下山的时候，我特意走了一条野路。没有石阶，没有指示牌，甚至没有明显的方向，只能凭着大致的感觉往山下挪。脚下的泥土松软，偶尔踩到碎石会打滑，可这种不确定感反而让我兴奋——原来生活不是一条被踩得平平整整的路，而是需要你自己去探索的野径。

后来我开始有意识地“抬头”。散步路上不再只盯着脚下的路，而是看看路边的梧桐树什么时候抽了新芽，空闲时不再窝在沙发上刷短视频，而是去城市另一头的美术馆看画展，去老城区的小巷子里找百年老店，甚至坐两站公交车去超市前看人们下象棋——原来不同的棋路里藏着不同的人生哲学，原来每家小店的招牌背后都有故事，原来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前几天在电梯里遇见老张，他举着手机说：“老姜，听说你最近去爬山了？”我点头。他又说：“我也爱爬山，站在山顶上，才知道自己有多小。”我忽然明白，所谓“抬头”，从来不是为了比别人站得高，而是为了看清自己的位置；所谓“往宽处走”，也不是为了逃离熟悉的地方，而是为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

此刻我仿佛又看到那个蹲在老槐树下捡槐花的少年自己，耳边依旧传来李婶念叨“年轻要抓紧”，眼前，王叔的象棋盘还是缺个“车”。但我知道，路边小院的青石板缝里，或许正有一颗小石子在被水流冲刷——它现在可能棱角分明，也可能已经圆润光滑。但只要它愿意在某一天抬头看看天空，愿意顺着水流往更远的地方去，总有一天，它会明白：所谓全世界，从来不是脚下的那块地；所谓安稳，从来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

风从窗口吹进来，掀起桌上的报纸，一行标题跳入眼帘：“人生没有边界，除非你画地为牢。”槐花瓣落在报纸上，像一片小小的翅膀。我轻轻把它捧在手心。原来那一棵老槐树一直都在生长，只是我们从未抬头；就像我们自己，只要愿意打破思维的围墙，就能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我合上报纸，起身走出门。这次，我要去更高的山看看。毕竟，站在高处，才能看清自己；走出茧房，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